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路与反思

乡村治理一直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主要基于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学术会议三个层面对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对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概况进行理论展开,从研究成果、研究现状、路径选择三个方面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反思与展望。研究认为,在未来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不仅要注重研究乡村治理的实践层面,还要进行真正的乡村治理学理层面的剖析,同时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此来推动整个乡村治理研究的全面深化与拓展,促进理论研究的繁荣。     

村委会选举: 中国政改试验田

李晨昂(音译),一位在中国西南部的山沟里 种着三亩多地、满脸黝黑的农民,63年里共投过 两次票,两次投的都是同一个候选人。 "我投票是因为自己拥有投票权。"一天下 午,在自己摇摇欲坠的砖屋前堆稻草的间歇,李 晨昂对记者说,"我投票给了自己满意的人"。     

中国乡村社会中的选举：对江西省40个村委会选举的一项综合调查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至１２月底，江西省在全省范围的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依法全面推行了“直选”。此间，我们课题组２９位学人，选择了该省Ｃ、Ｔ两县１１０个乡的４０个村，进行村委会直选的现场观察研究。从２０００年起，课题组先后完成了３９个村的选举观察报告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性的比较研究３，本文即为研究结论的概要。Ｃ县人口３０．１万，分布于２１个乡镇、１６３个村委会中。Ｔ县人口５１万，共有２６个乡镇、３６４个村委会。这两县均在江西省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历史传统相近。在随机选…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现状与评析

本文首先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概念做出界定,然后梳理了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的各种观点,并对当前的研究做出总结性评价:一是注重在整体的国家权力体系中研究,对村治本身的关注较少;二是以西方理论范式与概念体系为主,本土化理论较少;三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梳理较多,学理反思较少。最后抛砖引玉地提出乡村治理结构研究应该正确处理三对关系:村庄内部治理机制和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范式的关系、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关系。     

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路径取向探析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政府管理的过程。治理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寻求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即善治。当前,要实现中国乡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径:一是优化乡村民主治理结构,营造乡村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二是推行新型农村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三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明星村的神话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

明星村的模式既不代表中国农村的未来，其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明星村的尝试在一个阶段看来类似于乌托邦，但它们的实践毕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不能因为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一味地赞扬，也不能因明星村发展中面临一系列问题而彻底否定。明星村的最大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承包制的其他农村发展思路，这有助于中国农村改革的继续深入。     

党治基层: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基层治理中体现为党治基层,这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近年,通过区域化党建、派驻"第一书记"、开放式党建、智慧党建及"三有一化"等党治基层创新行动,党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同时也导致边界不清、行动困难、高成本运行等问题。对此,需要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引领,以政党自身的"治理转向"为途径,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乡村治理的困扰 村治,即乡村治理.村民自治是新时期村治的一种有益探索,但是遭遇重重困扰.首先,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从理论和法律上讲,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其经费也来自村民,循此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逻辑,自当对下负责,其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等.而现实中的村委会,难以避免地,将更多精力用于为上级政府"要粮"、"要款"、"要命(抓计划生育)",实际充当着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履行着类似于"村公所"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村"的称谓倒也切中实质.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探讨

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的资源要素交换制度,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村党的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加快构建城乡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     

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及其优化

在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存在的众多分析逻辑中,尤其以两种思路表达为要:一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二是"大政府、大社会"的思路。然而,就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建构和微观表现而言,我国的治理实践仍然无法跳出"大政府、小社会"的窠臼,这一制度惯性仍然具有符合当下实际的合理内核,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消解"。大政府、小社会"实践模式的逻辑机理体现为国家主义传统的有效约制、政治参与制度化稳步推进和社会组织自组织程度不高三个表征。因此,应当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耦合来优化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促进政治参与制度化;从社会层面来看,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以弥补国家主义的不足。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农民流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读《流动中的乡村治理》

<正>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中国亿万农民开始了缓慢而又艰难的从无序到有序的流动,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农民流动,实质上就是通过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使农民逐步从土地的束缚中摆脱和解放出来,实现农民职业与身份的分离。作为我国社会变迁和转型的缩影,农民流动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三农”问题本身,农民的流动为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由徐勇、徐增阳所著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一书,在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之后,对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农民流动与乡村治理的关联性(影响),从     

重大水电工程项目治理40年：演进与展望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水电资源,经过40年的大力开发,多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并成为“走出去”战略的亮丽名片,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产生深远影响。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驱动下,我国水电开发事业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本文系统回顾和梳理了重大工程项目治理理论发展脉络,以及我国重大水电工程项目治理40年演化进程;在此基础上,聚焦各阶段起引领作用的云南鲁布革、长江三峡和雅砻江杨房沟3个水电工程在项目治理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透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重大水电工程项目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政府行政管理逐步发展为“政府主导+市场机制”的项目治理体系,并历经了开启项目交易治理、形成项目顶层治理,以及创建“EPC+JV”新型项目交易治理结构三大里程碑。总结其基本经验、揭示其内在规律,发现我国重大水电工程项目治理发展的40年,是项目管理理论向项目治理理论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过程。最后,展望我国重大水电工程项目治理未来发展方向,试图为中国特色重大工程项目治理理论体系构建提供水电行业智慧,为我国水电开发的高质量发展乃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超越治理理论:治理的中国样态及其构建

治理理论适用性研究,本质上探讨的是先进理论本土化的问题。基于此,治理的中国样态展示为现代政党权威的成功树立、协商治理的有序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治理依托话语与制度发挥作用,法治基础之上的制度化是保障政党权威、协商治理与传统文化的基本渠道。     

村民说事:乡村治理的象山“妙方”

2019年1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首批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浙江省象山县的“村民说事”榜上有名。“有事坐在一起好好说”已成为象山县各村村民的口头禅。村委会会议室、路边“说事亭”,甚至地头、田尾,都成为说事的平台。象山的“村民说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0版、2.0版升级到目前的3.0版。所说的“事”,也从开始的干群隔阂、村民纠纷,到村庄洁美、经济发展,到目前的乡村振兴、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