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对上海家庭结构的影响－－对500个家庭的入户调查

本文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 ,从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发挥两个层面探讨了社会结构变迁与上海家庭制度的相互作用。指出上海家庭制度的变迁不仅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变迁 ,它还有自身的自主性 ,其演变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按照其内在固有的逻辑延伸 ;尽管市场化改革已经引发了上海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但是 ,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上海仍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

本文以中日合作课题“中国都市和农村社会变迁的实证研究”（都市分课题）对上海８００户家庭的抽样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特点。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社会网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是１９４９年中国家庭制度发生质变以来的延伸，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变革、组织功能分化和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等社会转型的折射。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家庭变迁与青少年社会化

在当前的社会变迁乏际,家庭也处在变迁之中.结构功能理论为我们透视家庭变迁对青少年社会化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家庭变迁的正功能表现为:家庭结构变迁使青少年知识技能得到提高,家庭关系变迁有利于青少年创新精神的培养,家庭调控机制变迁增强了青少年自立能力,家庭教育变迁促使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建立.其负功能在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影响着青少年的人格发育,家庭关系的重心转移容易导致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危机,家庭教育所面临的失范和挑战引起青少年的角色失调.全面审视家庭变迁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建构新型的家庭教育模式.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路径与成效

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生产领域中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制度创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流通领域中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制度创新,为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分配领域中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为主的制度创新,提高了农民收入,为农村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向后现代的美国家庭：理论分歧与经验研究

社会的发展与家庭模式的变迁在美国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域。本文从理论上追溯了功能主义者对现代家庭理想模式的建构,及其对美国家庭研究的影响,分析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家庭的研究,从离婚、单亲家庭、非婚同居、同性婚姻等方面探讨后现代背景中美国家庭模式的巨大变迁。经验的事实表明,在美国,现代家庭模式已失去了现实中的主导地位,而且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也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后现代家庭”的新概念,学者们也从理论上思考这个时代家庭的走向。美国家庭模式变迁的经验成果与理论探讨为我们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具有生存特质和广泛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制度非均衡状态和潜在利润希冀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将诱致制度主体进行制度变迁,从产权结构一元化到多元化、内部产权边界混沌到清晰化、流量产权虚置到动态化、产权封闭性到开放性;但由于制度变迁主体、非正式制度安排、传统家庭制度、信任制度缺乏的制约,其变迁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本文结合浙江省家族企业发展的实践,根据对乐清的实地调查,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     

产权理论视角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反思——兼论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完善

产权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对人类法律制度的变迁具有积极的意义。家庭承包经营作为我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权制度设计,在目前的农村经济生活中表现出了相对的滞后性:它不具有完全的排它性、完全性、可转让性,表现出非效益性;其制度约束、激励功能下降并产生了较大的诸多负外部性,产权功能缺失。基于此认识,可以考虑从产权的路径出发,克服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缺陷。     

家庭变迁背景下家庭功能的现况与问题--以南京市为例

在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本文对南京市部分家庭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家庭功能情况,具体表现为家庭经济功能不断增强、情感支持功能依然发挥巨大作用,家庭养老功能面临压力,而家庭教育功能有所分化。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与制度演进逻辑

中国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控股制度演进的主体动因是追求垄断利润、创新空间、规模经济和资产弱专用性,金融机构利益先占和战略布局、管理机关有限默许共同形成了需求诱致型与中间型制度变迁的全面综合的制度变迁逻辑,提出金融控股应通过外在制度移植式变迁与核心制度创设式变迁的全面综合,实现金融控股的重生。     

韩国家庭养老能走多远?

家庭照顾老人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这一传 统影响到韩国,形成韩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千百年来不变。但是,近３０年来,韩国经历了经济、社会、家庭结构转型和人口老化的历史性变迁,家庭关系也经历了以家长制和男尊女卑为特征的家庭向现代的平等家庭的变迁。所有这些使得家庭照顾老年人的传统面临挑战。 社会转型期的养老价值观念的变化 韩国保持了儒家孝敬父母的传统,“孝顺父母”被认为是成年子女最重要的准则。但是,快速的现代化、家庭核心化、增加的老年人口、妇女在劳动力市场比例的增加、年轻一代孝敬父母责任的减弱,使老人在生…     

第二形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

当代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收益的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不同的行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有时严重的利益冲突会使某一类家族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性同意，从而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不可能；同时，由于政府强制力缺乏合法而有效的途径介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无法实施。在谈判仍达不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业主会凭借个人权威，通过强制手段继续推动制度变迁进程，从而使这类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既不同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同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现实中的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连续分布的光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只是这个连续光谱的两端，这个光谱的中间还存在其他形态的制度变迁模式。     

知识分子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与局限

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来看,知识分子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推动生产力发展,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引导观念转型,最终促成了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从制度变迁的模式来看,知识分子作为政党核心力量参与领导制度革命和献身社会改良。同时,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包括身份的"双重性"、乌托邦情节以及受文化变迁的内敛性制约等等。     

亲子网络家庭──中国农村现代化变迁中的一种家庭类型

亲子网络家庭──中国农村现代化变迁中的一种家庭类型郭虹一、网络家庭的构成内容和功能中国社会学界近年普遍公认，核心家庭已成为中国农村家庭的主要类型。鉴于这种核心家庭具有其独特浓重的中国色彩，故而有别于概念中的核心家庭．作为后者在家庭结构中强调的是夫妻的...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关系嬗变

明治维新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日本的家庭制度、家庭形态、家庭功能和家庭观念都发生着蜕变与演化.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家庭关系经历了沿袭与改良相砥砺的振荡,由外而内的社会变革推动下的重建,由内而外的个体自觉驱使下的渐变.本文分三大历史阶段探讨了日本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演进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机理,旨在揭示社会进步与家庭演变、个体发展之间的同构性与背反性,考察家庭领域内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交融.     

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文献资料,对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城乡社会的家庭和婚姻结构,及其功能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同时也分析并指出了这种家庭结构的变迁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结构——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

本文深入探讨了浙江省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效率来源和创新动力结构的演进 ;解释了以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所构成的诺思、科斯和斯密动力的作用机制 ;并揭示了这三大制度创新动力持续作用的变迁趋向 ,以及第四大创新动力———“熊彼特动力”形成的制度根源     

试析MBO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MBO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有利于企业整合资源、降低代理成本、优化经营管理。进一步弄清MBO与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制度以及委托———代理成本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我们准确把握企业制度变迁的动因并有效实施MBO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谁来做晚餐?

多少世纪以来，家庭厨房历来是女人的天地。在２０世纪中，女人的这块天地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考察家庭厨房和厨房中的女人的变迁，能够发现２０世纪中社会性别分工、性别角色行为模式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历程。本文通过对一个中国家庭中四代女性的访谈来考察研究她们与厨房的关系和变化，并以此折射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社会生活及其地位的变迁。     

从"生产单位"到"情感避风港"——家庭核心功能的转变与家庭伦理重建

家庭的核心功能已经由传统社会的劳动生产功能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情感满足功能,家庭由生产的单位转变为了情感的避风港.现代社会中家庭的不稳定性以及离婚率的升高与家庭核心功能的这种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重建适合于现代家庭的家庭伦理对于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以及维持家庭的稳定性都是必要的.     

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英文)

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已成为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侵蚀和破坏着血缘和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但其所致的家庭制度变迁不仅具有解传统作用,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父权制家庭在解构中延续和重建,是体制约束、市场主导和父系父权自身延续的需要三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流变的家庭形态不仅为“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流动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生存发展的基础,也以其特有的弹性适应能力,成为应对农村社会因变迁而生的矛盾冲突的缓冲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消解社会紧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