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手段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高官问责等。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新制"已经在我国出现,但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化支撑体系。良性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要集中体现问责的目的性、责任的明确化和手段的规范化。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不应该忽略行政救济体制。     

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中国特色“ 分层式” 行政问责模式：创新、不足与完善

监察问责具有行政外部问责之功能,与行政内部问责具有共同的责任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然而,该模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制度虚化、协同性不足、适用混乱等问题.对此,应当确立行政问责的法治化路径,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区分监察外部问责与行政内部问责,明确行政问责与政务处分、党内问责的界限,就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事由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构建独立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

中国行政问责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期。随后的三年里,行政问责受到广泛关 注,成为行政改革的亮点。但在其制度化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如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 、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的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欠缺。导致这种现状的深 层次原因是权责对等意识缺乏、职责划分不清、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等。据此论文提出完善行 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为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围绕公共权 力,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 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弥补制度缺陷。     

无缝隙行政问责运行机制的构建研究

无缝隙行政问责既要实现行政问责启动、执行和救济三个机制的无缝隙对接,也需要对行政问责启动、执行和救济全过程的无缝隙监督。因而,无缝隙行政问责机制建设包括行政问责的启动机制、执行机制、救济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内容。构建无缝隙行政问责运行机制,其问责启动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问责执行要以政府绩效考核为前提,问责救济制度需要与问责效果考评制度相结合,问责监督应借助网络平台实施全过程监督。     

论行政不作为的政治问责

行政不作为的政治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因自身或下属行政不作为而应承担的政治上的不利后果。该责任源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政基本原理,同时,政治—行政二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注脚。国外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的常见形式主要有公开道歉、引咎辞职、职务罢免,主要问责机制有质询机制、辞职机制、倒阁机制(罢免或撤职)、选举机制等。完善中国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制度,落实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必须实现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的法制化,同时应健全以异体问责机制为重点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机制。     

关于构建我国粮食安全问责机制的思考——以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为视角

粮食收储环节发生的一系列案件表明,我国急需强化对粮食安全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制。欠缺与义务设定相匹配的问责机制是导致我国粮食收储制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根源。粮食安全的省长负责制,在本质上就是要建立起了一套以行政问责为中心的粮食安全责任体系。粮食安全考核问责制的重点,应是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事由等基本问责要素实施统一规制。     

论真、善、美是读者的本质需求

许多研究者对于读者需求问题的发现和描述主要着眼于现象,难免使之琐屑和散乱,这就需要我们再从本质上加以深刻、简洁而有序的概括和厘定,即让这些具有共同性和联系性的现象都分别在本质属性上得到属于类的明确昭示:“真”是读者本质需求的基石,“善”是读者本质需求的核心,“美”是读者本质需求的极致。     

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

"风"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可指自然之风,也可指风化之教;既被视为音声曲调,又被称为民歌民谣;既被视为圣王之遗化,又被当作主文而谲谏的讽刺与劝说。这诸多的义项,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飞鸟振翅而风生,是甲骨文以"凤"为"风"的根本原因;在商周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变革时期,在类似于"大块噫气,其名曰风"的认识推动下,"凤"与"风"出现分化,在"凤"字逐渐指向神性凤鸟的同时,作为"后起本字"的"风"字出现。风为土气,土气鼓动而形成音,音乐也必然反映着风土人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的认识中,透露出了风土之气与风俗之音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在"风"因与"音"、与"律"关联而具有指向歌声、曲调的意义时,由"风"之飘忽流散、托物而不着于物的特点,又引申出了用"风"来指称没有明确来源、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指斥对象的特殊存在状态的意义,"风言""风听""风议"等词即因此而来。而与之相关联的"风刺",便指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因这种进谏方式而来的作品,便是最早的"风"诗。这些"风刺"之诗,或归属于《小雅》,或分列于各国,都只是被统纳于"诗"名之下,一直到孔子删《诗》正乐时,同属乡乐的十五国诗,才被正式地归为一类,作为《诗经》作品类名的"国风"(或"风")由此产生。至《毛诗序》,则在集合种种"风"义并对之加以解释之余,又在"六义"的新名目下,为"风"字增添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新义项。     

巫、巫溪、巫文化、长江文明及库区开发

巫是原始部落文化的执掌者 ,巫的祭祀活动是艺术的源头。巫文化是沉醉于个人性灵 ,移情于自然崇拜的酒神文化 ,它与道庄相融 ,对以长江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及社会影响尤甚 ,可将其按审美的原则开发提炼 ,服务于旅游经济。巫溪可以作为展示远古神巫文化的博物馆 ,以此带动旅游产业 ,振兴贫困地区。     

人力资本、进入权与企业层级结构

企业产生于市场机会并且是市场机会价值化的组织。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并须说服物质资本和其他人力资本参与市场机会价值化的一系列活动。企业成长是企业家不断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以及其他人力资本不断地学习利用市场机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家面临两难选择:参与者越多,市场机会价值化程度就越高,但市场机会被参与者盗用的可能性越大。企业内部层级结构正是限制事后竞争和激励专用性投资的安排。     

李白与齐文化

李白对齐文化始终怀有极大的热情。齐文化在李白诗歌中集中表现为三大主题:纵横捭阖的帝师王臣,倜傥任侠的布衣游士,以及燕齐海滨的神仙道术。李白的文化取向是盛唐士风和时代精神的映射。     

《园冶》作者计成的籍贯、后人、家族及镇江住址研究

作者计成的个人资料缺乏,是《园冶》难于理解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有关计成的更多信息。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得出：计侨是计成的儿子,计成的籍贯是吴江的盛泽镇,计成与计东、计元勋是族人,计成在镇江的住所在戴公园附近。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图像和原型与智能手机对生活世界的遮蔽

智能手机的图像制造能力给本真生活世界的表象造成了威胁。这种威胁被认为在全球出现并且无处不在,在视听和文本图像方面,它用数字生成的表象取代了本真生活世界的特有表象。对于这个问题,大约一百年前,胡塞尔就借助于形式化数学的概念进行了描绘,他认为这是对本真的非形式化的数学生活世界存在的遮蔽,并因此是对前形式化的数学生活世界存在的遮蔽。然而更早,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经典阐述,他认为,真理问题与表象(幻象)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原型图像性的非表象和图像的表象之间的对立被原型和图像的表象之间的对立所取代,而存在与非存在多元化的显现排除了关于真假表象之区分的明证性知识。在展现和代现中,胡塞尔对客体的直接被给予性进行了开创性的洞察,在柏拉图对谬误之真的表象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诸幻相和图像意识进行了补充性描述。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阐明了表象的根本性起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它是如何显现的。然而,智能手机的幻影给世界的真正表象带来了扰乱,致使在今天的技术干扰来临之际,现象学尽管拥有最为强大的能力,却中断了世界显现的道路,并且因此中断了它的表象自身。     

论秦汉、晋唐、宋元中医发展的成就

中国医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内容博大精深。秦汉医学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晋唐是中医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宋金元则是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各家纷起,使祖国医学面貌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