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来白话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研究随着文体的演进而发展",这是一条被无数次历史事实验证过的规律。白话修辞学百年来随着文体变革而发展的历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与文言文体、文言修辞学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1)"新文体"倡导阶段;(2)"白话文"运动阶段;(3)"大众语"运动阶段。建国前白话文、大众语运动存在着不足,建国后白话语体、白话修辞得以发展。白话修辞学随着白话文体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壮大。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在与文言修辞学竞争中渐成主流。白话修辞学的诞生与成长,与引进国外修辞学说息息相关。     

论清末白话报纸对"下层社会"的启蒙

清朝末期,有识之士为促进下层社会的觉醒,运用各种形式对下层社会进行启蒙教育,白话报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大多数白话报纸在受众选择上,"专为民间而设", 定位于下层社会;在内容的编辑上,明确表示要"开心破愚",着力于启发下层社会民智;在启蒙效果上,"于劳动社会颇有影响",促进了下层社会智识程度的提高.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白话为诗与新诗正统的确立

五四前后的白话诗是白话与新诗的时代结合,由白话诗过渡到新诗概念主要来自白话自身地位的确立。在放逐文言为诗的正统地位之后,白话为诗取而代之,并在"白话"与"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新的钟摆现象。这一历史过程,既参杂着白话新诗与古典诗歌决绝后自身命名的特殊性,也含纳白话为诗作为常态与正统地位的时代特征。     

挣不断的纽带——简论白话新诗对古代诗歌艺术的“破”与“立”

白话新诗与古代诗歌的关系是既有所破除,又有所继承的关系,即有"破"又"立"。白话新诗对古代诗歌的"破"主要是在诗歌的形式要素方面,如结构、语言、用韵,诗歌形式的不同决定了表达方式的差异,但是,白话新诗又承续了古代诗歌艺术追求"境界"、偏于表达诗人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的传统。在"破"与"立"是辩证过程中,白话新诗不断走向成熟。     

《盛京时报》刊发短篇白话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或陈衡哲的《一日》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均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其实,《盛京时报》刊发的《幻想之妖》《红颜泪》《新教子》等长期被忽视的作品,正是具有现代小说明显特征的短篇白话小说。因此,虽不敢也无意妄断"第一篇"桂冠的归属,但却认为这些篇什的文学史意义理应得到符合文学革命实绩的确认。     

试论民族意识对现代白话发展方向的整合

在"民族形式"的论争中,通过"民族意识"的建构,"统一性"与"独立性"成为了现代白话的内在标准。这种"民族"语言观念的确立,在发展方向与现实问题两重层面上,都对现代白话的发展方向产生着重要的整合作用,从而使现代白话被日益定型成为一种"群体化"的公用型书面语言,并使白话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徐志摩诗歌音乐性构成的显性与隐性因素

作为"新月派"的创始人,徐志摩的诗歌节奏浑然天成;他的诗意象柔美、意境悠长,言辞的背后具有特殊的音乐效果。但对于徐诗音乐性的成因,人们往往看到了"显性"的因素而忽视了相辅相成的"隐性"因素,如浓烈地感受到徐诗的"洋味"而无视徐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土渣渣";往往意识到徐诗"深受19世纪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而忽视了徐诗对中国传统格律诗的借鉴;看到了徐诗以"白话"入诗而音韵盎然的特点,认为徐诗掌握了"口语的自然节奏",而实际上徐诗的白话语言是一种经过了提炼、为了诗歌的音乐性改变了节奏的"文白夹杂"的语言。土洋结合、中西合璧、文白夹杂是徐诗音乐性独特魅力的主要因素,确保了徐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人间四月天"的显赫地位,其实质是徐志摩对中国新诗独特个性和艺术自由的矢志不渝的追求,而这正是中国新诗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精髓所在。     

关于宋代小说变迁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关于"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的争论颇多,人们几乎都相信这个定义出自鲁迅,其实,一方面鲁迅原话并非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又将这句话曲解了。因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小说史研究界一贯比较重视宋代白话小说,视之为小说史一大变迁,实际上我们所注意的重心往往在白话小说之"白话"而不在"小说"上,而宋代白话小说的真正意义并不仅在其外在的语言层面上。     

文言——现代新诗难以割舍的“情结”

自晚清之际就遭受质疑的文言,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更是被视为白话不共戴天之"死敌"。但无论是胡适还是后起的白话新诗人,都无法摆脱文言的影响。文言自始至终就没有被完全驱逐出现代新诗的领地,而是始终潜存于貌似"彻底"白话的语言形式之中。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从“新乐府运动”到“格律诗运动”

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是格律诗向自由体的转化 ,而闻一多提倡的“格律诗运动”是从自由体向格律诗的转化 ,二者是逆向而行之 ,但他们的诗歌主张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的 ,留给后人很大的影响。但二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 ,就是诗的完美结合。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美感分析与思考

传统蒙学识字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美感体现在外在形式方面,如精炼齐整的建筑美、韵律和谐的音乐美、辞雅对工的绘画美及优美流畅的书法美,内容方面主要体现为史事丰富的意蕴美和似兰如松的品行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材应积极借鉴传统蒙学教材,加强形式方面美感因素,丰富教材的文化意蕴内容,使早期语文教育与美感教育、文化启蒙紧密结合。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牡丹亭》读本的缺憾与完善——徐朔方笺校本下场诗“集唐”句标注订校之一

<牡丹亭>剧作共有"集唐"诗近三百句,涉及唐代诗人一百二十多人.徐朔方先生最新笺校本对"集唐"诗句未逐条校对,不注明引诗出处,个别标注还有错误.由此,特将读本中下场诗"集唐"句逐条查对,订正补校,标注出处,列出原诗,为"汤学"研究者和唐诗爱好者提供一份原始资料.     

关于“语”与“非语”的思考

"语"应是:由词构成,结构相对固定,形式比较短小,意义具有整体性或警示性的现成话。所以"语汇"应该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和部分名人名言(格言)。词,自由短语,表示人名、地名、单位名称、科学术语的固定短语和修辞中的辞格不应是"语"。另外还要注意把成词语素构成的具有比喻义的词排除在"语"之外。     

吴嵩梁《石溪舫诗话》述评

吴嵩梁是清代嘉道诗坛的名家,时有“诗佛”之称。吴氏的诗学观集中反映在他所作的《石溪舫诗话》中,该诗话作于嘉庆十五年至十八年间,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价值,而且反映了吴氏独到的诗学理论体系,对研究清代诗歌与清代诗学均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作用,值得后人重视。     

"体制的革新和实验"--论康白情的诗歌主张及其历史定位

康白情是早期白话诗人 ,执着于挖掘母语的文学表现力。其新诗理论有着内在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 ,是晚清“诗界革命”真正过渡到“新诗运动”的号角 ,却一直受到世人的冷落和误读     

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

以 1917年为起点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 ,尽管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但仍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新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而不在对传统的回归。本文以李金发的《弃妇》诗为例 ,指出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关联 ,以及对古今文学演变作贯通性研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