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一”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

在夫妻双方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中,“二保一”不是解决事业与家务矛盾的唯一办法,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采用,作为一种普遍做法不能提倡。事业与家务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固有的矛盾,它们是夫妻双方必须都同时履行的两种义务。在社会生活中,男女在社会上的平等地位决定了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社会工作的权利,     

谁能干 就保谁

目前,在一些夫妻双方都是些知识分子的家庭中,流行着一种“保一个”的想法,所谓“保一个”,就是认为由于家务劳动繁重,夫妻双方都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是很困难的,与其两个都上不去,还不如其中一个保另一个上去,而较多的看法是妻子应该保丈夫。如妻子把家务劳动都承担起来,让丈夫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学术研究;假使住房条件较紧,做妻子的腾出地方,为丈夫尽量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如果经济条件较困难,妻子也总是自己省吃俭用,而把好的东西留给丈夫。     

从对电视剧《一个女演员的烦恼》的议论说起

近几年来,社会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其中的家庭学更为千家万户所重视。用文艺的形式来反映家庭学中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引导人们去正确处理各种家庭矛盾,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在这思想指导下,我和陈可可创作了电视剧《一个女演员的烦恼》。该剧描写了一对知识分子夫妇,他们有理想、有才能,对事业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对家庭也有很深的眷恋之情。可是因为家庭和事业之间不断产生的矛盾,使夫妇间出现了“感情危机”。男的认为在目前这阶段,只有“二保一”,他才能干出成绩来,这是解决夫妻矛盾的最佳方     

妻子应该保丈夫

在一些中年知识分子家庭中,由于家务拖累,影响了夫妇双方集中精力去从事业务工作和自身的发展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女同志应主动“退”下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多操劳家务,让丈夫全力以赴地去从事自己的事业。其理由是: 首先,我国现阶段家务劳动的状况决定了夫妻两个一起上是困难的。家务劳动的主要内容大都是洗刷、烹饪、缝补、     

来自长沙市劳务市场的报告

目发的劳务市场的形成随着人们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进城市。在这种形势下,长沙市妇联为帮助部分家庭解决带孩子难、照顾病人难和家务劳动拖累等问题,于1984年5月在长沙市北区文星桥12号筹建了“长沙市家务事务所”,为该市部分在职职工、干部、知识分子及军人家庭(不包括个体户)推荐保姆,解决家务拖累等问题。开始,家务事务所在当地派出所和治安联防队的配合下,工作开展得比较正常,后因无人管理,联防队撤走,慕名而来找工作的农村妇女、象“滚雪球”似地不断增多。他们有的无证明,家务事务所不接洽:     

影响日本就业妇女角色实现的内在因素

战后40余年来,随着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本妇女的生活方式和她们所承担的角色数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日本妇女首先经历了“专业主妇”时代,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丈夫在外工作,妻子留在家中专门处理家务,照料子女,妇女所扮演的角色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香港寄养服务概况

一、香港儿童院护服务概况 家庭是每一个人成长的摇篮,父母对儿童的关怀和爱护是其他人士或服务机构不能替代的。因此香港不少的福利服务,例如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家务指导服务、儿童暂托、日托服务等,都是帮助家庭解决困难、支持及巩固家庭的功能。 但如果家庭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照顾时,政府会为此类家庭提供“儿童院护照顾服务”。在香港,儿童住宿照顾服务早已发展为一个多元     

家庭不是经济组织形式

我认为黄友林同志提出的家庭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根据不足。恩格斯说过,“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页)这是指的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的情况。另外,氏族制度下的家庭也不是经济组织形式。那时,夫和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家庭一半包括在氏族内,一包半括在妻子的氏族内,经济生产不由家庭来承担,而由氏族来承担。至于人口生产关系是表示家庭的一种职     

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知识分子是谁 ?他们该去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知识分子研究当中的核心问题。知识分子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 ,同时深切关怀国家乃至全人类 ,永远保有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终极价值和跟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 ,承担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在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方面 ,现代知识分子应当不怕闯入思想禁区 ,亦不再在学术—人文理想、道德—历史尺度的二维空间内逡巡 ,而是勇于直面知识分子“智慧的痛苦” ,高于浪漫 ,超于现实 ,超越传统的认知模式 ,自觉地将社会理想与专业理想结合起来 ,这也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关注现实的哲人王——读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知识分子是什么?”这是个典型的“奥古斯丁的难题”,即不说的时候,比较清楚,一旦想说明白时,反而茫然不知所解了。美国学者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以下简称《知》)是一本专门论述知识分子的著作,其著述深刻而又富有启发性,以独特的视角回答了“知识分子是什么”的问题。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现代西方主流社会充斥着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集编辑、记者、政客、学术中间人于一身,“知识分子”已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群体,成为权力机构的代言人。出于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他们以各种方式(如文学、历史、人类学等文…     

“二保一”不宜提倡

在实际生活中“二保一”的理象也许确是存在的,但是只有代表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东西才是合理的和值得提倡的。我认为“二保一”不宜提倡,因为它是与社会主义的家庭原则、婚姻基础以及妇女解放的历史任务相违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在对私有制社会中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否定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否定包括打碎了私有制     

旧制度的叛逆者和牺牲者──论子君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作品,但它所揭示主题的深刻,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这一类作品。而《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也以她的悲惨结局启发着读者深思,成为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既有反抗精神,又无力反抗整个旧制度,最后终于被旧社会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子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女子,但又不是普通妇女,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启蒙;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下,对于旧制度有一种本能的反抗意识,而“五四”运动又使她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第一任教师”,你称职吗?──对父母误导孩子现象的思考

一位哲人曾说过：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而父母则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不少的家庭中，“第一所学校”里的“第一任教师”却没有尽到真正意义上“教子育人”的职责。种种现象表明，不少“第一任教师”所遵循的自我编撰的“教学大纲”与“教学原则”，不但没有给孩子营造出应有的学习、生活、成长的环境与条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孩子进行了误会，给孩子的现在或未来增加了心理包袱，留下了成长的后患。我们的爱子之道，两代亲情，穷竟在哪里出现了错乱的误区，且象流感一样在不少家庭中蔓延着呢？“望子成龙”与“严…     

装聋作哑和装瞎

正装聋作哑是家庭内部的“不掺和”生活策略,但当这种态度进入公共生活时,也可能普遍化为一种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处世方式。有一篇《面对烦恼,应该装聋作哑》的文章,谈的是老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智慧。作者说,装聋作哑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当中,发生矛盾时会让老人来主断公道、评判是非,“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     

囿于家庭的印度女性——萨蒂亚吉特·雷伊女性系列影片解读

蜚声世界的印度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女性系列影片，通过探讨女主人公被家庭压抑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印度近代启蒙改革以来女性解放运动所掩盖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推动女性解放进程中，印度男性改革者主张在外部和物质世界模仿西方，促使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同时却在精神和内部领域保持作为“未被殖民的空间”的家庭，于是妇女被迫成为守护印度这一内部精神领域的“受压抑者”。     

一个“第三者”的自述

我是一个被当今社会视为不光采的角色——“第三者”,但是,是否所有的“第三者”都是可耻的角色,都属洪水猛兽?如果这样地简单划分,那么,生活的哲理,道德的标准,岂不被唯心主义的意念所随意扭曲了吗?因为“第三者”的出现和产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主张婚姻双方都有约束,因为婚姻是融合,而不是凑合;婚姻要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我所插入的家庭是一个貌合神离、名存实亡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第一者”在结婚不久就背叛了爱情,她不听丈夫、组织的帮助,因为丈夫的真诚劝导唤不醒她的良知,他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理想、追求一致,但是她不需要离异,因为她需要的是“丈夫”而不是爱人,她需     

精心谋划 创新求变 实现民政工作科学发展——当前民政工作着力推进的四个方面

前不久在新余市召开的江西省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今年上半年全省民政部门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如何做好“三保一弘扬”、化“危”为“机”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认真分析了下半年所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指出了未来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务实高效、提振信心的会议，表现出江西民政高层的智慧和胆识。     

“专业对口”与人才流动

允许人才流动是保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近来读报时,忽然感到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还不太一致。比如,我有一位朋友,是在大学任教的中年教师,最近接受了另一所大学的聘请,希望从这个学校“流动”到那个学校。当他把这个想法向领导提出来时,便遭到了坚决的拒绝。理由很简单,就     

知识分子的退场

所谓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教育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模糊的问题。在20世纪前半叶,这个问题是以教养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在知识分子启蒙大众这一阶层性的关系中被人们思考的。利奥塔尔在他的论文集——《知识分子的终结》中这样写道:“启蒙主义者及其19世纪的后继者那样的知识分子曾认为,如果普及了教育,市民的自由就会被强化,排他性的利己主义就会被扫除,这样,战争就能够防止。”在启蒙主义的时代,确实有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事。因此,设定知识分子和大众或称为市民的对立关系,是有充分理由的。     

陶骏保案与江浙联军内部的矛盾

最近,有的论者提出,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不久,沪军都督陈其美枪杀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保,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团结,实现既定的反清目标所不得已采取的基本正确的行动”。其主要理由是:陶骏保“扣压子弹”,“导致了秣陵关起义的失败”,“排斥联军司令部”,“阴谋争权”。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陶骏保犯了“危害革命全局,破坏革命派团结统一的政治性错误”,肯定他是“一匹害群之马”,从而得出了枪杀陶骏保“在方向上正确”的结论。这就抹煞了陶骏保案的真相。因此,有必要进行商榷。 1 论者关于陶骏保“扣压子弹”,导致秣陵关起义失败的观点,源于陈其美枪杀陶骏保“告示”及其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致江浙联军各军长官电文。1911年12月13日,即陶骏保被杀的当天,陈其美为防止军民“疑猜”,“致生惊恐”,发布“告示”,说陶在“联军攻宁时”,“私自截留”了从上海运往南京的械弹,以致张勋“未能即除”,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在致联军各军长官的电文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