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法理机制探析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现代商人法于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尽管其本质上属于非立法性文件,但是它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彰显的准据法功能却日益繁荣.本文系统解读国际仲裁视域下<通则>适用的三大法理机制,并比照中国立法现状透视<通则>之仲裁适用机制带给我们的立法启示.     

商法通则的建构渊源

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到<商法通则>的制定以及怎样制定,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文章首先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对"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体制进行了详细论证,结果发现无论是民商分立的法典还是民商合一的法典均不适合我国国情.为此,我国必须跳出传统法典模式,制定<商法通则>既接轨于<民法典>又统帅商事单行法.同时,针对<商法通则>制定的指导思想,从"本土性原则"、"国际性原则"、"独立性原则"三个方面作了系统阐述.     

论我国民法典编纂与商事立法的路径选择 ——基于比较法研究的域外经验

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是本次立法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民法学者与商法学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从二者之间的论争可以看出,争论的核心其实在于商法是否具有其独自的存在理念.从民商分立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德国以及日本法的考察中可知,其各自商法典的形成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原因所致,并没有独特的理论基础.对于我国现今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而言,探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已然没有意义.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下,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民法典与商事单行法并存,不必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亦无必要制定过渡性的商法通则.     

国外法院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司法实践与法理探析——兼论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及其立场演进

国内外法院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案件准据法的司法实践,虽然不能说是蔚为壮观,但蕴藏其间的司法意义和法理思想甚是值得深思.中国法院近年也有了一些适用<通则>的司法案件,而且这些案件的适用过程也契合了国外法院以<通则>作为案件准据法的法理争论.对国内外法院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分析和法理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通则>作为案件准据法的发展前景.     

《商事通则》：中国商事立法的基本形式

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是我国法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该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有利于我国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的立法格局。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学术界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不同观点 ,认为《商事通则》与单行商事法律相结合是我国商事立法的理想模式 ,而《商事通则》则是我国商事立法的基本形式 ,并就《商事通则》的有关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信用原则的商法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法制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信用在商法中具有基本原则的地位。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困境与现实选择

我国商事立法一直采用单行商事立法模式。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个别领域内的单行商事法律日现不足与弊端,制定一种调整商事关系一般性规则的法律即商事通则,已成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现实选择。商事通则不同于商法典。在商事法律领域,商事通则具有一般法的性质,它与其他单行商事法律都是民法的特别法。     

论我国民商立法模式的理论歧向与实践选择

关于我国民商立法模式的理论纷争由来已久,一直未曾彻底消弭。文章在对几种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逐一展开评述。进而认为我国应遵从现行的民商立法模式——坚持民商合一的大前提,在创制统一民法典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商事单行法体系,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一系列新的商事单行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商法立法分析——兼论商法的存在价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制定了大量规范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的法律法规,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伴随《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推进,出现了全面否认商法独立存在价值的观点,显然不利于商事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从商法的起源、历史沿革中重新确认商法的存在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论日本近代商法的演变

明治时期,为了修改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相关法律制定了商法。日本近代商法的演变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先后经历了旧商法的制定、商法论争、旧商法的延期与明治商法的出台,以及1911年和1938年这两次大规模的修改。日本近代商法在演变中不断融入本国文化元素,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我国商业贿赂民事责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法律已为商业贿赂的刑事和行政责任设定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但在确定其民事责任时,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和《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援用。商业贿赂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操作性已不能适应当前治理商业贿赂的需要。分析我国商业贿赂民事责任制度之不足,从竞争法理论和比较法的角度就责任主体、可主张权利人、责任形式及损害赔偿额等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十分必要。     

民商法视角下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中的法律问题

在我国当前的发展中,各类P2P网络借贷平台数量急剧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各类金融问题的产生,所以在我国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改正,规范我国的金融市场。基于对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法律依据的研究,文章指出了当前这种网络借贷平台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从而保障与借贷平台产生关联的当事人财产安全。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实践与路径走向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构成了信息时代的技术挑战,衍生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本土需求.我国在“是否通过立法保护个人信息”的问题上秉持肯定立场,但仍处于分散式立法保护阶段,且现行立法实践存在个人信息保护缺少完整请求权基础等困境.《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的确立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仍存在值予修缮的固有局限.面向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应然路径走向为:分阶段实现个人信息权及其子权利的法定化与精细化;从内外两个层面实现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体系化;以统一式路径实现个人信息保护行政主管机关专责化.     

国际贸易统一法的又一新成果--《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年修订本)》评析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是国际贸易统一法的又一新成果.它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1994)>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在更大的范围对国际合同法作出了规范,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我国<合同法>的完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私法与国家”框架下的“民事政策”

"民事政策"困境的解决和其蕴含的价值有赖于对"私法与国家"这一问题阈的探究,而兼顾管制和自治的"中立性的民法"理论妥当地确立了民法和国家关系,从而不仅为"国家政策能否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理论回答,还为"国家政策如何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指引:即在"有无法律漏洞存在"和"有无可得适用的民事政策存在"的双重控制的前提下,对民事政策进行谨慎的"合目的性的解释",以实现私法自治和国家管制的平衡.     

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

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广大中小商人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与工人农民一道为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广州为嚆矢,1926年前主要发生在广东。初创时期的商民运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与北伐的根据地。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是商民运动的纲领和指导方略,确定了商民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广东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蔓延。     

民法社会化与中国民法的法典化

本文探讨了民法社会化现象,并论证了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采取以权利本位为主导,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     

法治人性基础的三个视域

法治作为人类对规则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不同视域中,有着不同的人性基础理论.人性亦善亦恶的可塑论是伦理学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是认识论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生存论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三个视域中的法治人性基础都具有不可证伪性.在伦理学视域中,人性亦善亦恶使法治成为必要;在认识论视域中,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使法治的生成成为可能;在生存论视域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使法治的生成本身成为一个实践的过程.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我们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对第10章的章名、民事诉讼参与人所实施的各种诉讼违法行为、诉讼法律责任方式和审判人员应承担的诉讼法律责任等缺陷和不足加以修改,以便建立科学的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路径--全面解读《公务员法》

《公务员法》是我国首部公务员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公务员法》,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路径实现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 《公务员法》出现了许多新内容,新内容既包括概念的新内涵和首次纳入法律范畴的新规定,也包括对原条款进行调整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