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浪漫派的历史境遇——兼主持语

德国浪漫派不仅在文学及学术手法上,而且在观念的源流上与被人们视为其对立面的其他流派都保持着复杂的关联。只有认真考察德国浪漫派兴起和活动的时代环境,分析当时德意志的社会和历史境遇,以及浪漫派人物对这个时代、这种境遇的反应,及其与它们的互动,才有可能揭示这个思潮的某些独特的性质。德国浪漫派并非活动于一个如现代德国这样有着统一的疆界、明确的人民的国家,当时德意志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浪漫派人物甚至属于不同的邦国。法国革命和法国对德意志地区的占领和统治,激起了德国知识分子前后不同的反应,亦是激起浪漫派思潮的重要动因。以上两个方面激发和形成了德意志的民族认同以及统一的直接要求。这些都一起促成若干浪漫派人物对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某种理想的想象,导致他们对天主教的皈依或重申天主教信仰。     

关于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方法

文章就历史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总结了历史方法在实践中的三个不同的要求,同时还对所谓历史主义与历史方法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和界定。文章力求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思考。     

社会批评方法与文学史的现实型态

社会批评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进入２０世纪后，在文学史的批评中先后出现了经济形态型、政治形态型和社会功能型等几大类型。近年来，文学史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势态。在与其他批评方法结合的过程中，社会批评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进而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鲁迅与陈寅恪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鲁迅与陈寅恪均占有重要地位。鲁迅与陈寅恪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共性是都立足于史部之外的诗文、读书札记、野史笔记等文献进行研究;不同之处在于,鲁迅是文学家,提倡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小说史研究先河,其研究方法立足于史识,借助学科交叉法、归纳法,关注人性及国民精神;而陈寅恪是史学家,其立足于“诗史互证”,主张把诗歌里的历史碎片打通、串联,以证明时代之关系,主张不同文体之间进行比较,晚年也有与西方妇女史相交叉的印迹,主张心史。两人的研究方法相得益彰,丰富了文学史研究。     

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

文学史的撰写历来是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步入了一个新时期,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可以为新世纪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有益的借鉴。早期中国文学史存在几种基本形态,一是以传统的历史著作体例为借鉴的历史形态,一是具有一定哲学意识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另外,还有文学与其他不同学科对比的比较形态。其撰写方法主要是科学研究法与综合研究法,前者指考据与实证研究法,后者指历史与逻辑结合法、史学与美学结合法以及"历史"和"实验"结合法。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之变迁

根据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可将 2 0世纪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历史考据和实证主义时期 ,时间大体从世纪初到 5 0年代初 ;第二阶段是庸俗的社会学模式 ,从 5 0年代后期到 70年代末 ;第三个阶段是多元发展时期 ,从 80年代到世纪末     

文学史方法论

“武断”地选择“历史瞬间”的情况对于史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的真实包含了对历史理解的真实，也包含了理解上的“偏见”。对于文学史家来说其理解和解释有着特殊规定性：它既是客体中心主义的又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它必须是审美的；它必须具有社会学的品性；它必须尊重前人的理解和解释，但又不受制于前人的理解和解释；它还必须具有文化学、人类学的品格。从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而论，文学史的理解和解释永远需要不断重写，而非改写，每一代文学史家面对文学史都有自己的兴奋点和观念域，都有不同的困难和问题。     

论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

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除了转换思想观念以外,改善学术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文学史研究不应该先有成见,然后去演绎这一成见,而应该先弄清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以及所以发生这些现象和事实的原因,然后才能正确地评价其意义和价值,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文学史研究所要做的工作首先应该是朴学的工作和史学的工作,然后才是文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鉴于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太重成见,太多想象,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倡历史实证的学术方法尤为迫切和必要.     

王佐良英国文学史研究的批评方法探析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英国文学史家、教育家、翻译家、莎学评论家。本文在对王佐良先生的主要著作《英国20世纪文学史》深入研读的基础之上,参考其他学者对于王佐良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从而总结出他在英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批评方法。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以文学观念为逻辑前提,编写者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此外,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存在认识的局限,编写者应尽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和文学史自身的逻辑。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应注意做到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结合。     

文学史中的“错位”类型分析

对同一文学史实在不同的文学史著述中可能有很大的反差,包括发展线索、动力、走向等等各有不同表述,这就是文学史的错位。文章分为四部分来论述:首先,价值评定中的错位,对于作品价值、作家地位,根据不同的文学观念有不同的认识。其次,在文学发展中的影响关系有不同梳理,形成错位。再次,由于所参照的对象不同,有比较视角下的错位。最后,造成错位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以及文学史的续写的思考。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文学史撰写与诠释学

哲学诠释学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文学史作为文学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与诠释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史料、史观与史撰三方面均可看出细致入微的分析诠释在文学史撰写中的奠基意义。     

文学史:历史实在性的哲学认知

哲学提供了关于文学史学的本体论认知,诸如文学史何以可能,文学史是主观还是客观,文学史的目的何在,等等。文学史作为史学的学科属性,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形而上追问,亦得以进一步澄明。     

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白话文学史》：文学史书写的政治

胡适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并不突出,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总结性成果,其对传统文学秩序的彻底反叛及其所采取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史的“解构-重构”过程,不如把它看成是对五四那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寓言化表述。     

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

五四文学思想性质和领导思想的研究,早已抛开“政治框架”的阶级定性,而纳入了人学范畴或现代性范畴进行探索与思考不过,至今我对五四文学的思想性质与领导思想的研究尚有些困惑;在文学史观研究上,我最看重的是“人学”文学史观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探讨文学史观的意义是为了更切实地拓展、提高、充实、丰富研究主体自身,也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教学内容更新,有利于学术研究创新。目前文学史观的探讨存在两大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建立一个大家认可的价值标准或评价体系。其二,重解重评文学史的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