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史纲要》之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的文学史名作,也是一部未竞之作,颇具检讨价值。第一,是书未能写完有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它并不能完全代表鲁迅的实际学术水准。第二,是书书名导致了种种歧义,歧义发生的根源在于鲁迅自己的不缜密界定。第三,是书对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借鉴甚多,但不赞成其文学观念;鲁迅的文学观念有其进步性,但在处理中国上古文学的实际时,也有局限性。第四,是书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上颇有差异,鲁迅对胡适文学史观有部分否定和间接修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受章太炎影响述论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写作,一方面说明鲁迅与章太炎在文学观念上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与深层影响.鲁迅关于文字之观点,以及汉文字与汉文学的内在关联,处处可见受章太炎文字文化论与文学复古思路之影响.但鲁迅从来不是被动性地接受,而是体现出作为一名文学史家的学术主体性.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指瑕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附录的《文学史年表》依照时间顺序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系年,非常有利于教学与研究。但其中不免存在着系年有误、文字错讹、说法疏漏等多方面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加以考证,可以对其中一些讹误进行纠正。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当代彝文文学史》编撰考述

《当代彝文文学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以文体为经,以代 表作家为纬,对当代不同时期彝文文学各文体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从《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文学观、分期及其原则和 方法、文学史观、可改进之处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编撰进行考述,以探讨其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以文学观念为逻辑前提,编写者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此外,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存在认识的局限,编写者应尽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和文学史自身的逻辑。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应注意做到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结合。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辨正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在每卷后均附有《文学史年表》,以时间为线索,为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等系年,对于使用者大有裨益。但是《文学史年表》中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加以辨别。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再探析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分期方式及价值评判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文学史》充满活力的写史语言、富于个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面临转向的关头,回顾与梳理这部史著意在正本清源、启示当前。     

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

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精英的小说理论促成了通俗文学的大繁荣,形成了一个文学中的继承改良派。“五四”前后,知识精英们在理论与创作上均有上乘表现,他们以借鉴革新的姿态在本民族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在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的剧烈碰撞中,出现了一个“接编—另办”模式,读者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多元共生的内在规律。嗣后虽用行政或半行政手段使市民大众文学出现了30年断层,但随着“引进热”又掀起了一个“重印热”,促使人们自省文学的生态平衡的必然性与“因势利导”的必要性。     

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需要超越历史和政治局限,关注台港澳文学的复杂形态以及与大陆文学的内在的联系.把台港澳文学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是对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构性改变,也会对文学史分期的构想产生影响.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合法性地位的建构

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法则,一种新兴的文学只有在获得了垄断作家合法定义的权利后,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生存权。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因全面打破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彻底扭转传统小说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表达方式及由此引发的对传统审美趣味和阅读机制的全方位颠覆,先锋作家自我话语权的确立经过了相当错综复杂的过程。首先,先锋作家取得作家身份上的认证,然后又力求通过先锋批评家的话语支持、创作谈、座谈会、散文随笔、访谈录、对话录、演讲等多种方式和途径确立自我话语权,最后经当代文学史各家对先锋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定位和塑造,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合法性地位显然业已建立。     

文学史撰写与诠释学

哲学诠释学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文学史作为文学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与诠释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史料、史观与史撰三方面均可看出细致入微的分析诠释在文学史撰写中的奠基意义。     

文学史学的创建和文艺学的离合

一百多年来丰富的中国文学史实践,催生着文学史学。文学史学反思和检讨文学史家的工作,总结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提炼有关文学史研究的原理性认识,是一门亟待建设和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它与文学理论（亦称文艺学）有着天然而深刻的联系,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在互补互促的前提下各自分头发展,有利于这两门学科在当前条件下健康地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