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依附: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1949-1956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念、外交政策和实践、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过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半依附特征.新中国"主动的半依附"所期望的国家利益与"被动的半依附"所付出的代价并存.相应地,半依附政治发展的后果也是悲喜各半:尽管这一政治发展模式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但也使其政治发展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制约,成为自主政治发展的障碍,甚至某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也逐渐被苏联模式侵蚀.半依附政治发展的重要教训在于弱国必须谨慎处理与实力悬殊的强国之间的结盟关系问题,并尽早做好同盟破裂的应对措施.     

应该准确评述"中东路事件"

某些历史教材与著作把“中东路事件”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亲帝反苏外交”内容之一,是不确切的。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同苏联发生的对抗冲突事件,也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侵害中国的事情”之一。     

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语言学

一、苏联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苏联的社会语言学主要从事一些实际问题的研究,如为过去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创立文字,研究某些标准语的形成问题、语言的社会规范问题等。从五十年代起,“社会和语言”的关系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对语言的最响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     

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天

正汪伪国民政府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1944年汪精卫去世,陈公博作为继任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汪精卫政权作为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之一,也随之灰飞烟灭。     

论华北人民政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48年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府.它为新中国全国政权的建立和组织作了积极探索,奠定了新中国政权体制的基础,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塑造了雏形,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略述抗战后陕甘宁边区政权体制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在政权体制上也由苏维埃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体制,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形式设置上,基本仿行与衔接国民政府的相应政体。但在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运行模式上,陕甘宁边区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苏维埃时期的体制。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体制融合了苏维埃体制、国民政府政体及西方议会制度的各种特点,从而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种新的政体模式。陕甘宁边区的政体模式为新中国政权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原则和基本经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体制的雏形,并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抗战胜利后苏商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演变

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空前膨胀,与民争利,引起苏商不满.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对经济管制严酷、捐税繁多,导致民营企业举步维艰,令苏商倍感绝望.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苏商大多数选择抽资迁厂出走香港或国外,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对国民政府的背离.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专家治国运动"在苏联的兴起主要缘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而在当时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只能是来自旧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新经济政策"为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地位提供了可能。帕尔钦斯基和恩格迈尔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为了能让工程师在国家恢复和建设中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最终在苏联实现专家治国的目标殚精竭虑。"专家治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局对技术专家的不信任,一系列冤假错案不仅导致国家建设人才匮乏,也使苏联工业化走了不少弯路。如何客观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