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札萨克旗制概述

一、关于“札萨克”与札萨克制“札萨克”一词,在《蒙古秘史》里写作“札萨黑”(§153).“札萨克”语源于古突厥语,意为禁止;决定、决议、命令、法令、法典、法律;罚款、罚金、惩办、处罚;贡赋、施给;军事纪律等含义.蒙古语借用突厥语词汇之后,“札萨克”除有上述意义外,尚有政务、政令之意.“札萨克”在《蒙古秘史》中最早作为“军法”一词使用的(§153).     

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考

<正> 《旧唐书》、《南部新书》等谓李白是山东人,安旗《李白纵横探》称:任城(今山东济南市)是李“第二故乡”,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李白寄家任城二十三年,是有不少记载的。首先要搞明白:“寄家”是流寓所在,有别于祖籍和客籍。李白自称“陇西布衣”(《与韩荆州书》)或“本家陇西人”(《赠张相镐》),是指其祖籍陇西成纪。神龙元年(705)李白随父迁至四川彰明县(今四川江由县)定居,是为客居。之后,李白由此出游,曾流寓湖北安陆,婚许氏,生女平阳;再携妻女流寓山东任城,生子伯禽。在这期间,不管李白出游多久,其妻子儿女寄居任城二十三年不动,说是“寄家”或“第二故乡”都是可以的。     

经学与汉代的救灾活动

<正> 儒家经学内容丰富,思想庞杂,其中不少地方涉及救灾之事。如《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周礼·天官·大司徒》:“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秋官·小行人》:“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周委之。”《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 “五谷不升为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     

四份“万言书”与第三次思想解放

四份“万言书”与第三次思想解放马立诚凌志军９７８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战胜“两个凡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１９９２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为第二次思想解放;１９９７年,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     

读考古发掘所得文字资料笔记(一)

(一)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的所谓“宫中行乐钱”和“铜骰”。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满城陵山二号墓(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窦绾墓)出土两套所谓“宫中行乐钱”,每套二十枚。一套“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另一套“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报告》撰写者依韵脚和文义整理,录文如下(引者按:《报告)所标“第一”、“第二”等字皆删去):     

《汉语大词典》漏收《青楼梦》词目补释(一)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集古今汉语词语之大成的巨著。它“古今兼收 ,源流并举” ,“广泛地收录古今汉语著作中普通词语”。在使用该书时 ,笔者发现它仍有许多重要词语漏收。仅清代章回小说《青楼梦》(慕真山人著 )中应收而未收的词目就有一百多条 ,现择要补释如下 :1.【陆范】　南朝宋陆凯与范晔的并称。《太平御览》卷九七○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 :“陆凯与范晔相善 ,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 ,并赠花诗曰 :‘折花逢驿使 ,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春’。”后因以“陆范”为赠梅之典。《青楼梦》第十九回 :“佳贶晏王劳致信 …     

杜牧诗文系年小札

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 《寄内见和州崔员外十二韵》(《樊川文集》卷四),缪钺先生《杜牧年谱》未系年。诗云:“西方像教毁,南海绣衣行。”并有原注:“为岭南拆寺副使。”此联指会昌五年(845)武宗毁佛,崔某衔拆寺之命有南海之行。又云:“祇宜裁密诏,何自取专城?”言其才学应承命制诏,何故自请为一城之长(和     

跋西安出土唐代银铤

“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彌足珍贵的天寶遗物”报道西安市郊唐大明宫遗址发见唐代银铤凡四。第一铤,正面中间刻字一行“传知者道(?)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進”,背面字三行,第一行“中散大夫使持师信安郡诸军事(?)校信安郡太守上柱国尉连败”,第二行“信安郡传知山官丞(承)译郎行绿事参军智庭上”,第三行“天寶十载正月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正”。第二铤,正面中刻字一行“传知诸道(?)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知度支事臣杨国忠進”。背面字三行,第一行“宜     

来函照登

晋阳学刊编辑部: 我在贯刊1984年第6期所撰之《宗白华传略》一文,查出有几处需要更正:第一节中“绾”为“琯”;第二节中“DrSSLer”为“DieSSLez”;“径”为“经”;第四节中“借冀”为“借些”,“新极”为“积极”;第五节由“6月11日”为“9月11日”;第七节中“MaxDeSSOir”为“MaxPeSSoiz”,“B(?)LSChmah”为“B(?)lSChmann”,     

陈继儒、金镜和《闲情野史》

《闲情野史》(拟名)收明代通俗中篇传奇小说八种.现在只有孤本传世,封面已失.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作《风流十传》.书前有三序.每卷之首均题有“陈眉公先生批评”字样.按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据上述所列,此书似为陈继儒所辑.《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就是这样认定的.但细读序中诸语,可做出不同的解释.因此,谭正壁等人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就认为“此书为编集旧有传奇小说而成,不是创作.编者何人,亦已不可考.”     

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浅析

“祖宗之法不可变”作为司马光保守思想的重要依据,在史学界似乎已成定论。或斥之为“十足的腐儒之论”,或认为它“不达时变”,有贬无褒。我认为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历史背景和内涵缺乏细致具体分析之前,仅从字面之义对之一味贬斥,有欠公允。因此,对之进行细加剖析,为之正名,大有必要。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内涵“祖宗之法不可变”出自司马光文集。《宋史·司马光传》稍作改动,比原文更为简洁。全文为:“安石得政,行新     

“伟大祖国的广东”一书编写工作正紧张进行

以总结建国十年来广东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为主,并介绍广东的地理、人文及历史概貌的“伟大祖国的广东”一书的编写工作,已经在中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下积极进行。本书将既是十年来广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成就的总结,又是—本新型的“广东省志”。全书预定分为六编,第一编:广东省的概况;第二编:广东省的历史;第三编:广东省的民族;     

论老子的本体论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创始者.殷周以来,人们都认为天是最高最大的,万物都是天所生的.如春秋时宋国子罕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襄公27年)又吴国季札说:“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左传》襄公29年)孔子亦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都是认为天是万物的本原.老子第一次提出天地起源的问题,认为天不是最根本的,天地还有其“始”.老子宣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五十二章)天地起源问题的提出,是理论思维的一次空前提高.于是老子提出“道”的学说,认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本原是道.在春秋时,有所谓“天道”,指天象变化及其与人世祸福的联系.“天道”具有天文学与占星术的两重含义.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18年)子产反对占星术的迷信,这是进步的见解.天道从属于天.老子则认为,在天道之上,还有最根本的道,而天从属于道.老子提出道的范畴,开创了本体论.     

《元史·阎复传》勘误一则

《元史·阎复传》 (中华书局 1976年点校本, 第 3772页) 载: 阎复“七岁读书, 颖悟绝人, 弱冠入东平学, 师事名儒康晔。时严实领东平行台, 招诸生肄进士业, 迎元好问校试其文, 预选者四人, 复为首, 徐琰、李谦、孟祺次之。”按: 此文的“严实”为“严忠济”之误。首先, 阎复到东平府学读书是在严实去世之后。所据有二。 (1) 元好问《遗山集·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曰: 严实“庚子 (公元 1240年) 四月己亥, 春秋五十有九, 薨于私第之正寝。”可见, 严实卒于公元 1240年。而袁桷《清容居士集·阎公神道碑铭》曰: 阎复“皇庆元年 (公元 1312…     

校书并非始自孔子

治学离不开书本。因为书本不真,所治之学必肤浅误谬。故治学必先治书,治书是治学的基础。可见,校书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我国第一个校书者是谁?段玉裁《经义杂记序》说:“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俞樾《札迻序》写道:“校雠之法,出于孔子。”章太炎《国故论衡》也说:“孔子录《诗》有四始,雅、颂各得其所。删《尚书》为百篇,而首《尧典》,亦善校者矣。”孔子固然是善校,后人概括他的校书方法为:“精,细,详,慎。”但却并不是校书首创者。据文字记载,我国第一个校书者当推正考父。正考父比孔子早二百多年,是春秋初期的宋国上卿,历佐戴、武、宣三公;生父孔嘉,别为公族,以字为孔氏,还是孔子的     

“杂诗”考辨

在古代诗歌中,有一些诗的题目标为“杂诗”。最早以“杂诗”为题的诗人有西汉的枚乘和曹魏的孔融、曹丕、曹植等。关于杂诗的命名,说法颇多,举其要大致有三: 第一,认为这些诗是“失题”诗,“杂诗”二:字为选家所补; 第二,认为“杂诗”就是诗题,它的含义相当于“杂感”; 第三,认为“杂诗”的内容是“杂感”,题目是“选家”分类时所标。我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主要理由是:第一种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既没有版本依据,也没有可靠资料加以说明;第二种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一首杂诗在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上古乐曲的探索(续)

(八) 大夏先秦传说,大夏是夏禹的乐曲,是比较可信的。这个乐曲在东周时代仍然存在。《左传》记: “吴公子札……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襄公二十九年》) 《周礼》:     

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早设立的三家银行考

帝国主义在我国設立的第一家外商銀行究竟是什么牌号,直到现在还不很清楚。根据許多書上的記載。有的說是东方銀公司,一說是远东銀行,还有的說是东方銀行,而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牟安世著的“洋务运动”一書里,說成是东亚銀行。但据我的考証,这第一家在中国境內开設的外商銀行的牌号应該是丽如銀行;上述的东亞、东方和远东各种名称,实际上都是从英文行名“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意譯而来的。 認为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所根据的资料,是1850年以来的“北华捷报”。但这是一份英文报紙,里面并无中文,因此所謂东方銀行云者,仍旧是从英文行名意譯而来。我們知道,在中国的一般外商企业,均各有一个中国行名,甚至把它作为商誉,在资产鱼債表里占着相当地位。所以,东方銀行与丽如銀行并用之說,似并不能从“北华捷报”上得到証实。所肯定的資料,系根据当时官文書的記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頁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頁71),又見之于私人的著述(徐润——“徐愚齋自叙年譜”);而另一可靠的证据則是“申报”。例如1884年5月21日申报載有丽如銀行倒閉和新丽如銀行重开消息,其間并无提到东方銀行或新东方銀行。关于这第一家外商銀行设立的年月,傳說也是不一。徐潤說它创立于1849年(“徐愚齋自叙年谱”);伪上海市通志館認为是1848年设立(该館期刊第二年第547頁);牟安世亦主此說(“洋务     

加强财务管理,确保正常供给

<正> 当前,在财政支出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资金供需矛盾还相当突出,主要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超出了客观可能,超越了我国国情;第二、资金分配上“供给制”的传统观念仍相当牢固,单位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一切都由国家包揽起来;第三、现有的管理体制缺乏能够充分调动事业单位积极性和激发事业活力的配套政策,制约了事业改革和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