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准则

村庄内部的红白喜事越来越成为村庄人公共交往的一种形式。村庄人在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不仅要遵循着“关系”准则 ,根据不同的村落社会网络关系相应采取不同的人际交往行动 ;而且要执行一定“人情”标准 ,从而维持着人际交往的连续性与平衡性 ;同时 ,村庄红白喜事中人际交往又要满足村庄人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的现实需求。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以上海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有“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支配这种外在表现的中介因素实质是“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从而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本文以上海市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采用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在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式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随后的控制性认知期,基层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和走访所输入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图式。最后在表征印证期,“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印证了“认知内卷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的中介作用。     

农村社会流动的考察——教育的视角

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乡土社会,家族村落文化构成了它的文化基础,人情、面子是这个熟人社会的地方通货;生产力发展引发的大规模农村社会流动从多方位改变了这种关系,产生了多重作用,也使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中呈现出一些独特的动力特征.     

内卷化的权力及其微观分析

对民国时期华北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土地面积劳动力收入的增加,黄宗智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内卷化现象。其后杜赞齐从国家权力扩张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对华北农村传统文化网络的毁坏,视其为“国家政权内卷化”。本文首先以福柯对统治权与权力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进一步解释“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既有内涵;其次从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对“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内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释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内卷化的成因主要在于个人偏离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目标的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人情实践的认同单位与行动逻辑——对“差序格局”的实证性反思

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人情结构的一个经典的理论探讨。然而在当今压缩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之下,人情实践背后的结构性原则可能比差序格局的表述更为复杂。通过一个宗族性村落中人情实践的个例,可从人情建构的认同单位和行动逻辑两个方面,重新解读差序格局,进一步审视当代乡土社会中人情关系的新模式。一方面,差序格局的认同单位是具有伸缩性的自我,而当下北头村的人情认同单位则是具有明确结构性界限的"核心化家庭"。后者在己身、家庭和家族之间划定了相对明确的界限,既将家庭的独立地位从单系的家族脉络中突显出来,也是对"私我"的超越。另一方面,差序格局强调"人伦"的行动逻辑,人情关系在伦理本位的约束下表现为义务性和无选择性。而在当今的北头村,人情关系表现出松绑的趋势。通过均衡回报和人情冷冻的原则,实现了人情从义务性关系向选择性关系的质变。     

当前农村人情文化的负面效应和正向功能——以温州农村为例

在我国的广大农村,无处不在的人情文化已成为一种人际关系创设与维持的常识与准则.人情作为一种传统习俗,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代代传承而逐渐积淀起来的文化现象,它以非正式的形式规定了农民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在当前的温州农村,浓郁的人情文化显现不少负面效应,如加重农民经济和精神负担、容易形成狭隘封闭的圈子而有损道德建设、交易色彩浓郁有损社会公正、规则意识淡薄而有违法治精神.但是,当前人情文化依然被广大农民所认同,源于它也承担了较多的经济社会功能,人情来往是获得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人情交往有经济协作功能、社会福利与民间互助功能、娱乐团聚和社会评价功能、行为约束和社会稳定功能等,只有辩证地加以分析和引导,才能扬长避短.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县域公共权力运行的超内卷化风险及悖论性矛盾纾解

县域政治稳定是确保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应力点”。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社会变局的加剧,有些县域的公共权力不同程度存在内卷化、超内卷化风险同时呈现的现象,即除了原地踏步的内卷,还存在使状况变得更糟的“超内卷化”风险,这是比内卷化更严重的公共权力功能渐行性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出现钝化、锐化和脆化,其最基底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配置和分布缺陷,导致了一些悖论性矛盾,包括：权力的过稀与过浓、过疏与过连、过松与过紧、过轻与过重并存。因此,需要从更深层次、层面对有关矛盾作价值性纾解,重点要在“理性与经验”“权力与权利”“责任与回应”这几对价值关系上有清醒的认识。     

积极老龄化视阈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探索

农村互助养老是指政府倡导下的,以老年人群体之间力所能及的互帮互助和情感交流为基础,以乡土社会内部资源动员、整合和赋能为核心的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活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互助养老可以充分动员有能力、有意愿的社会成员参与养老服务,实现“互助—自助”,将“有所养”与“有所为”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如文化传统的嬗变、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以及维持“互助”关系的限制性条件等。基于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状况,提出厘清互助服务与志愿服务的异同、把刚需问题排在第一位、加强基层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劳—养”结合的互助模式、强化和完善家庭支持等建议。     

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度描写:从村落透视国家——《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短评

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其发展变迁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呈现.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中国农村进入急剧转型时期.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之下,村落数量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村落的转型与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也随之成为当下中国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对近代村落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及变迁.     

个人地位: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

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日益为社会学家所关注。本文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指出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是行动者同社会结构相权宜的结果。而中国人所讲究的“关系、面子、人情”等则是获得这一结果的具体途径。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关系、面子、人情”等的内涵及其建立与维护，作者提出了“个人地位”的概念。通过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及与社会地位的比较，可以形成一个解释中国日常真实社会建构的框架     

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行动已广泛开展,这被认为是政府职能转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运用“体制嵌入”的概念来分析政府组织如何影响社会组织,运用“组织回应”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组织面对这种体制嵌入所采取的行动,运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分析这种互动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发现,政府组织通过将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而把社会组织纳入到自身的行动逻辑中;社会组织则通过模仿政府组织的行动争取到自身发展的资源.其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农村仪式性人情中的差序格局--基于皖西南农村的调查

通过在皖西南洪村的调查,对农村仪式性人情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在仪式性人情中往往是以家族和家庭为单位的,仪式性人情的表现模式以及完全嵌入到当地的婚姻模式和文化模式当中,并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文章认为,当前的仪式性人情仍然呈现差序格局,但在原有的差序中存在一些变迁。通过对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人群在仪式性人情中随礼的表现和约束机制的对比,三类关系也呈现出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不同性质的关系和不同亲密程度的个体在仪式性人情中呈现出有序的差异。     

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对当前原子化农村地区人情的一项考察

人情是中国社会普遍的民俗现象。近年来,中国农村人情出现了一种变异现象,但这种人情变异并不是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它在以人情作为社会最主要连接纽带的原子化农村地区最容易发生,而在以血缘作为社会基本结合方式的宗族型农村地区较少发生。原子化农村地区的人情变异主要表现为人情的周期、规模、金额、对象、名目、仪式等方面的总体性变化,其实质是规范人情现象的法则由村落公共规则蜕变为个体偏好,个体偏好大行其道从而直接导致人情的变异。而规则之所以蜕变,根源在于原子化农村地区缺乏超出个体家庭之上的结构性力量,公共规则因而缺少生存和支撑的土壤。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村落拟亲属称谓制的社会功能

作为内部世代传承的社交礼仪 ,村落拟亲属称谓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 :凝聚功能与分层功能。它将全村血缘关系已淡远的同姓村民与本无血缘关系的异姓村民组织为一个关系亲密而有序的互助团体     

契约与农民专业合作化难题的破解——对万年“贡米”集团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江西万年贡米集团“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实地调研发现,市场契约可以打破农村人情面子在合作过程中的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规则、一系列的产品质量认证等制度促使农民为了利益自发组织起来.农民只有遵守市场规则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实现利润,不遵循市场规则将遭受损失,因此农民专业合作是通过契约倒逼机制实现的.仅靠外部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会失去主体性甚至抵制;而通过农民自身实现组织化则存在人情面子困境.农村互助领域和合作领域的规则不同,与人互助,应该讲人情和面子;与人合作,则应该讲契约与规则.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合作的契约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制定公平公正的契约并保证得到有效执行,必须将外部力量的倒逼与农民自发需求结合起来.     

乡村社会内卷化的生成结构研究

作为具有很强学术潜力的概念,“内卷化”提供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分析乡村社会的框架。而乡村社会内卷化的生成是由三层结构组成的,即上层压力型体制的过分彰显,中层乡级政府的自利性亢奋和底层农民无组织的弱势地位。研究乡村社会内卷化生成结构对于制定符合农村实际的改革和管理政策,对于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符号权力与自由幻象——中国礼物馈赠的符号权力分析

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礼物通过私人关系、面子、人情、互惠等因素构建起层层伦理性符号网络,在此伦理性符号网络的遮蔽下,礼物馈赠获得了支配人们意识与行为的“合理”形式与地位,由此导致了人情僭越法律、束缚胜于自由的符号暴力统治.在符号权力已经“习性”化的背景下,人们无力从既有的礼物传统和礼物关系中解放出来,因而使摆脱符号权力而得自由难免是一种幻象和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