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 (一)在齐梁文坛上,任昉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当时人看来,他的成就并不亚于谢朓、沈约,所谓“沈诗任笔”(《诗品》)或“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梁书·沈约传》),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梁简文帝萧纲在给湘东王(元帝萧绎)的信中曾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即使在北朝,人们也认为他是梁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北魏济阴王元晖业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温)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魏书·文苑·温子升传》)。所以北齐文人邢劭和魏收,一个爱慕沈约,一个     

“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

“四声”之说在转读佛经的直接影响下,肇始于南朝宋齐之间。这一点,学术界似无异议。但是,“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却是长期以来颇多歧异的论题。择其要者,我以为至少有三说。其一是王融首创说。钟嵘《诗品序》云:“王云长创其首,谢(月兆)、沈约扬其波。”又《梁书·庾肩吾传》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月兆)、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把王融置于前位,似亦主此说。其二是沈约首创说。王通《中说·天地篇》称李伯药说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     

鲍照诗美成就论

元嘉三大诗人: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尤以鲍照具有审美主体性的个体色彩.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作出了极高评价:“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认为,鲍诗“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浮艳,倾炫心魂”.鲍照在六朝诗坛上显示出独特的美学风貌.     

沈约批评述论

沈约（441－513）在其《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后面写了一篇文章，沈约在此文中阐述了一些有关声律论问题的主张，颇受当时文学界的欢迎，并且泽被后世，在文学史上开辟了诗的格律化的时代。店代诗增皎然在《诗式·明四声》中说：“沈体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放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借然随流，溺而不返。”①激烈地表明了反对声律的态度。另外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史中也形成了几次与其相关的文学论争。本文为了“知人论世”，主要与文学论争联系起来考察“沈约自诩论”以及“沈诗中品不当论”两个问题O（－…     

文学何以沦为道德之婢?——世俗地主文化构型研究之一

一隋末名儒王通(文中子)似乎是第一个以“君子”、“小人”论文的。其《中说·事君》篇云: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这种偏激的批评法在盛唐并无继响。也许是初、盛唐的统治者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致使儒学未能一统天下;也许是胡姬、胡帽、胡马、胡床、胡乐所象征的强有力的西域文明曾使这个黄土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唐诗吟咏的研究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经过很多诗人的努力,在原有的古体诗基础上,创造发展了律、绝等近体诗,盛极一时。随着当时音韵学的发展,吟咏古近体诗也要求轻清重浊高下铿锵,极音律之美。千载以来其流风遗韵犹有存者。 诗的吟咏是伴随诗体的产生而产生的。二者都来源于人的情意,《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疏:“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可见诗的吟咏与诗本身同出一源。沈约说:“歌咏所兴,自生民始”(《宋书·谢灵运传论》)正是总结此义。     

“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沈约诗歌简论

沈约在齐梁时以诗名,与任昉享有“沈诗任笔”之誉。梁元帝萧绎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眺、何逊。”可见沈约一生写作了许多好诗。沈约诗作到底有多少?可从他诗文的结集与散佚情况推知。《梁书》和《南史》的《沈约传》都记载有“文集一百卷”,《隋书·经籍志》连目录作一百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     

颜延之诗美成就论

颜延之诗美成就论吴功正在六朝时代，元嘉诗坛的双雄是谢灵运与颜延之，至于陶（渊明）谢并称，乃是后代之论。钟嵘《诗品》说：＂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仅是一二把手的差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说：＂爱逮宋氏，颜谢腾声。＂又说：＂灵运之兴会标举...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诗丽有差异

<正> (一) “丽”作为试赋的特点,早在西汉时扬雄就提出来了。他在《法言·吾子》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其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区分文体的特点时也指出;“诗赋欲丽。”这里说的“丽”都是指的艺术形式上的雕绘词采。陆机在《文赋》中对     

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

最早论张九龄文学风格的是他同时代的张说与徐坚,称其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新唐书·文艺传》),谓其为文不尚藻饰。最早以“清省”为其诗考语的是杜甫,其《八哀诗》云:“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仇兆鳌注:“地有余,力厚也。语清省,词爽也。”言其笔力沉雄厚重而语言清新省净。受杜甫影响继以“清澹”二字论其诗的是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唐初承袭梁、陈,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自此九龄涛风清澹遂成定论。     

“南仲大祖”考——读《诗经》札记

《诗·大雅·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土,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南仲之名又见于《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常武》诗《毛传》曰:“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为大师。”《孔颖达疏》说:毛以为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大祖之庙”。是《毛传》把大祖释为王命之所——大祖之庙。按《诗经》中“祖”字凡二十七见,除     

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

《中说》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现存的唯一著作。《中说》从王道论、教化论、圣贤论、经学论、中国论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中”之义,其全书总要,亦王通学说之大略。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是为一代大儒。     

试析义山诗的词化特质

缪镇先生在其《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一文中曾提到：“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义山齐名，温之诗不及李，而于词则颇努力，建树甚卓；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义山诗的“词化”问题。在此之前，先要明了诗、词二体的特质及其区别。诗在很早就形成了以言志为主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孔颖达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可见，诗是表达人内心意志和情思的，属于人显意识中情志的活动，而中国传统诗歌的情志又常含有一种伦…     

纳兰诗不逊于词

一纳兰成德是位大词人,自清以来,文坛评价之高竟达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令人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诗。实际上纳兰不但写过诗,而且在《本传》上还说:“性德善诗”。他的老师徐乾学在《纳兰墓志铭》上说的更具体:“(纳兰)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丰格。”他的好友张纯修说:“其诗之超逸,词之雋婉,世共知之。”可见纳兰诗与纳兰词在当时还是并誉的。康熙三十年出版的纳兰《通志堂集》,其中有诗四卷,三百五十四首;词四卷,三百零九     

王通思想简论

<正> 王通,字仲淹,殁后其弟子私谥文中子,是隋代大儒。著作有《续六经》等,但传下来的只有一部《文中子中说》(本文引此书只注篇名),这是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由其弟子薛收、姚义整理,最后由他儿子王福畴编订行世。这是我们研究王通思想的依据。一、中道,一以贯之王通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中道”。王通说为学“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魏相》)。批判刘炫谈六经多杂,指出“一以贯之可矣”(《周公》)。其弟子薛收也说:“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天地》)阮逸在(《文中子中说序》中说:“大     

沈约对文学审美特征的阐释

作为齐梁时期的一代文宗,沈约不仅以其文学创作领时代风气之先,也以其富有创见的文学理论,对这一时期乃至此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约的文学理论,集中体现于他的文学史观与文质观中。一、重视文学审类价值,勇于肯定“新变”的文学史观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系统地论述历代文学,沈约的《谢灵运传论》尚属首次。他的这种做法,时稍后出现的刘翩的《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影响。《文心雕龙》比之《谢灵运传论》显得“体大虑周”,但就两者的文学史观来看,刘勰比沈约显得保守。而沈约在论述先秦到刘宋这一漫长时期的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