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虚实”观的发展与文学创作关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经魏晋六朝实现由哲学向文学的重大转化和初步发展后,其内涵在唐宋时期又得到了全新的推进和提升,具体表现为文本风格和欣赏接受两方面。这不单是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与大量批评家的总结分不开,更与当时的文学创作关系密不可分。唐宋的文学活动为“虚实”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土壤,本文从佛教思想影响下的唐宋创作风貌、诗人与创作、批评家与理论主张等方面,以王维“空灵”诗风为个案,剖析了“虚实”在唐宋的发展概况及与当时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从中见出中国古典艺术“尚虚贵无”传统的形成。     

魏晋六朝的"平淡"之美

老子的"淡"、"味"等范畴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范畴,发展到魏晋六朝时期成为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平淡",并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格美内涵.本文试图阐述魏晋六朝的"平淡"所具有的美学意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重自然、尚本色,并进而说明它在当代社会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六朝美学范畴：哲学孕育之结果

六朝美学范畴：哲学孕育之结果吴功正《江海学刊》编辑部魏晋六朝的哲学思潮表现为玄学思潮，它起于魏代齐王正始，经竹林期，至中朝，历时七十多年，成为玄学的鼎盛时期。到东晋，衣冠渡江，仍带来了玄学，但其思辨形态有所不同。它风靡思想界，在玄学理论上产生了许多引...     

论魏晋玄学范畴“性”的美学蕴涵

"性"在魏晋玄学美学范畴中特别富有哲学本体意味,从王弼、何晏到向秀、郭象,"性"一直为不同的玄学家所关注.对于玄学美学而言,"性"范畴的本体涵义,相应于魏晋时代的人文觉醒而被赋予崭新的意味,即它由之前主要表示宇宙存在的完满转为人生理想境遇的表达;到玄学成熟时期,"性"范畴标示着对人的生命美感给予终极性精神诠解,因而是一个极具人文蕴涵的美学范畴.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西晋士风与"缘情"说的盛行

西晋时期,由于儒学礼教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社会上形成了"重情轻礼"和"以情为美"、"以悲情为美"的士人风气.在这种士风的笼罩和推动之下,文学理论领域著名的"缘情"说盛行一时,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僧肇的"物不迁论"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僧肇的"物不迁论"从大乘佛教的立场探讨了哲学上的动静关系,为魏晋时期玄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展示了一个思考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推动了魏晋玄学向隋唐佛学的发展.同时,僧肇借助于汉语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为印度学说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因此,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表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能够为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再造辉煌"的条件.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有”“无”之辩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问题

玄学中的“无”与“有”这两个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理论,只有以王弼为代表贵无派哲学才具备了本体论的思辨能力,而且也常常将本体论与宇宙论混同;而在以裴、郭象为代表的崇有派那里,有无问题仍然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不具备本体论的特征。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之争,并非同一层次的哲学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在纯粹形上思维能力方面的非自足性。危顾顾     

论魏晋六朝乐府诗的文人化——以女性形象的变迁为例

乐府诗产生于民间,属大众文学范畴,在魏晋六朝文人拟作乐府诗后,乐府诗的文人化便如影随行,即由大众文学向文人文学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大众与文人对于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关注度、表现方式等)是近距离考察这一转化的最直观视角,因而我们选取了汉乐府与魏晋六朝乐府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这一视角作为考察的突破口。魏晋六朝乐府诗共经历了女性形象的三次变化,即曹魏西晋乐府诗中的寄托性女性、东晋刘宋乐府诗中非主流化的女性形象、齐梁陈乐府诗中的富艳性女性。这三次变化,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人情趣、文人文化,是乐府诗文人化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这些变化是由文人文学创作功能的转变造成的。     

魏晋玄学与儒学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兴起。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魏晋玄风。玄学风靡草偃,蔚为时尚,成为与两汉经学相对立的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 然而,魏晋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的否定,又是发展,这两种思潮既相互对立,又一脉相承,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蜕变,并在思想学说和精神风貌上影响了南北朝经学与宋明理学。可以说,玄学是儒学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佛学研究中的"宗教"与"哲学"——以《肇论》为例

《肇论》研究中的种种争论根源于对"宗教"与"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从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与玄佛关系、僧肇本人的学术经历与思想发展、《肇论》文本及后世影响等三方面来把握《肇论》的宗教性与哲学性,能够实现对《肇论》的整体性理解。《肇论》中的"宗教"与"哲学"共同支撑起僧肇的佛学理论体系,直接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也促使我们反思当前学术研究中的西方模式化倾向。     

论魏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说”

"虚静"是中国美学史的重要范畴.先秦时它主要限于哲学领域,魏晋六朝时进入审美和艺术创作领域,被陆机、刘勰等人发展为系统的美学理论.因此,探明魏晋南北朝审美"虚静说"的内涵和理论价值,对于把握中国美学史上的"虚静"范畴,乃至了解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文化特征,都是十分必要的.     

“情”与“物”的独立——“物感说”何以在魏晋成熟

＂物感＂是＂物＂与＂感＂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其中＂情＂是＂物＂与＂感＂之间的桥梁。正是由于玄学催生了＂情＂与＂物＂的独立,才使＂物感说＂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魏晋时期成熟。＂物感说＂的成熟,为魏晋时期人与自然和谐、亲和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魏晋玄学与庄学新变

本文以玄学演进的四段历程为主线 ,重点论述了魏晋时期庄学新变及其相关原因 ,认为 :庄子哲学成为玄学演进的直接推动力 ,使得此期哲学思辨得以迅速升进 ;而正始名士勇于追求精神自由及其与现存秩序立异的言行 ,对由重《易》《老》而至重《庄》这一玄学转折 ,实在是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朝名士的玄学新义和东晋名士的玄释合流、以佛解庄 ,则为传统庄学注入了新质。     

一个从玄学向美学转化的论题——论“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每一次哲学的变革,必然引起美学的变革。魏晋六朝文论的崛起,无疑和当时思想的解放和玄学的建立密切相关。其后,玄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如玄学的“言象意道”“形神”“本末”“质用”“有无”“一多”“情性”“气”“自然”等理论,后来逐步转化为美学的概念和范畴。当然同样的概念,在玄学和美学里内涵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玄学对美学的影响以及两者之联系与差异。魏晋玄学的“言不尽意”论发展成美学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前者认为语言有局限性,无法完全准确地表达思想意识;后者则主张努力转化语言的局限性,使有限的语言能表达不尽的情韵。两者差异很明显,但后者又确发韧于前者。本文试图就言意之辨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这一论题,从玄学和美学的交叉点去探讨“言不尽意”论如何从玄学向美学转化,以此窥见玄学影响美学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