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遇见艺术——法律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形成及发展趋向

法律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生成和兴起,是法学研究进入多元化时代的必然现象,也是法学研究后现代转型的直接而具体的反映,形成了其独特的研究特点与优势.法律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经历了由多学科到交叉学科再到跨学科的推进过程.跨学科程度不断加深,在由前理论到引介理论再到自觉理论建构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建构力逐步增强.法律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既源自法学研究的内生变革动力,也与法律发展的时代背景存在密切关联,初步形成了其结构范畴.未来可预期的国内法律与艺术跨学科研究,将在判决书、解释学、人工智能、法律文化及法律教育等领域做出独特贡献.     

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研究

中国内地法律电影的研究没有引起电影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通过对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历史发展的追溯与考察,可以看到:虽然主导法律文化和大众法律文化在电影视阈下得以表达,但中国内地法律电影一直处于弱势发展的态势.在中国迈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内地法律电影要充分反映中国人和中国法律人在时代转型中的思考,这应该成为中国内地法律电影发展的重要诉求.     

试析法学家与法律转型的关系--以沈家本个人角色与晚清法律变革为例

正如美国社会法学派法学家庞德(R.Pound)所指出:“没有法学家,便没有法。”①在法律的常态发展中,法学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到了法律转型的关键时期,法学家的作用则更为重要。20世纪初,沈家本主持的晚清法律改革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可以印证法学家在法律转型中的重大影响,及法学家的作为与社会文化文明度、政治环境容忍的关系。沈家本会通中西的文化态度和执著坚韧的性格特征,对晚清法律转型的模式和程度产生了影响;沈家本刚柔相济、曲当合时的改革方法使他虽遭礼教派反对,却仍得以主持修律十年之久,并使一系列新型法律得以通过;清廷的修律决策为沈家本等人提供了政策的保护和抗争的依据;沈家本的偏颇与不足在法律修订过程中亦有所体现。     

新法律与发展研究现状及其趋势

法律与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些学者试图通过法律移植,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法律制度变迁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由于其所固有的局限性导致了理论研究受到冷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一些国家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法律与发展研究采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新一轮法律与发展研究再次兴起.新法律与发展研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法律改革.     

论我国结婚程序中的法律文化冲突

我国《婚姻法》有关结婚程序的规定中存在着法定登记制与世俗仪式制、自愿的婚约与必备的婚约的冲突。这些冲突实质上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的冲突。要解决这些冲突,必须要遵循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并促进观念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思路进行。     

型塑法律思维是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法学专业以实践性强为其专业特色,因此,它应当以对人才的从业技能,至少是依法行为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培养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以来缺乏对学生法律思维养成的自觉,导致法学教育型塑法律思维功能的失却。由之,我们必须努力变革现有的法学教育模式,实现法学本科教育教学观念由偏重知识传授向注重学生职业法律思维养成的转型。这种转型虽难度较大,但必须为之努力。     

关于中国近代化场域中传统法律文化嬗变的思考

在中国近代化场域中,国家的孱弱和秩序的混乱、参与近代化运动之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利益的复杂性、市民社会发育的基础薄弱等基本特征对传统法律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未能为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相应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条件。因此,在近代化进程中,法律体系构建与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排异,这也是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所必须破解的"两张皮"难题。为此,要强调同样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法律文化、强化行政司法主体的现代法律文化意识、加快公民社会建设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论全球性法律文化重构的基本内涵

在全球化环境里,法律文化重构是同构性与异质性相协调的过程,是以承认多元存在为特征的多样性重构。这是法律文化的自然发展,体现了一定程度上法律价值、规范、制度的全球性共同建构。全球性法律文化重构是人类社会开放性显著增强的标志,反映了法律文化生存发展的时代要求,这是全球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协同发展作用于法律文化系统的必然结果。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二元结构

二元冲突结构是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主要特征,它在性质内容上表现为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制度文化与法律观念文化之间的冲突。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及法律制度文化建设自身存在的不足,是当前中国法律文化二元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破解中国法律文化的二元冲突结构,要明确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定位,健全现代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对公民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增强法律观念文化与法律制度文化的协调性、一致性。     

文化环境培育与法律发展的现代化选择

就世界范围而言,现代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人类社会的文化环境培育与法律发展只有在各自结构的变迁、转型和因此而产生的相互催动中,才能一体化地、携手并进地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嬗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对法律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与法律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环境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硬法、软法与经济法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的传统概念正面临着挑战.本文以依法治国的理念为指导,主要以经济法对经济领域的公共治理为视角,分析了由国家法之外的明规则组成的软法机制,它配合着由国家法构成的硬法机制,分别和共同发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功能.软法现象是经济市场化、社会民主化、法律社会化及全球组织化的产物,它适合了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公共管理和国际合作的需要.因软法机制内容的丰富和问题的复杂,对软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尚待深入探讨.但硬法、软法的区分和组合,这的确属于前沿性、现实性的课题,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以推进包括经济法制在内的整个法制建设的发展.     

法价值与民法取向

法的价值是法基于本位的追求。法的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公平、秩序等理念形态。法价值的体制是法价值理念的载体。法的价值主体主要是个人与社会。市民法之价值核心是私主体个人本位性的自由和公平。在近代法典化时期,自由理念表现为完全之契约自由,并得以进一步蓬勃发展,成为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当代,自由理念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在市民法中仍保持着最初的重要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由意志的更新规范只能在对法律行为本身适法规格上,并非对自由理念的否定,且可通过公平之价值理念和原则来调适。法的本位价值取向决定法律制度作用的方向。民法以私主体个人权利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权利和利益充分实现。尽管从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看,民法也朝着社会化做出努力,但是,民法关怀的仍多是私主体个人,民法所做的努力多是尽力避免个人本位和社会的矛盾冲突。     

新物权法中的区分原则对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物权变动问题上明确采纳了区分原则,这一区分原则必然会突破传统物权法律适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对国际私法上的涉外物权法律适用问题产生影响。在国际私法上,涉外物权变动法律适用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也应当分开,涉外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可以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而涉外物权变动的结果行为则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法学的品格与法学中国化

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国人大国之梦破灭后,忧国忧民之志士开始思索中国失败之源,初归为中国技术之落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随着甲午海战之惨痛失败,使仁人志士开始重新思考落后之因,观近邻日本之昌盛,方悟出中国落伍之根在于政治、法律等制度性文明缺失。为挽救当时风雨飘摇的     

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

多阶与多元法律规范的立法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技术趋同性。公司法中的契约要素集中体现于公司法的私法性质,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贯穿于公司法的始终。但现代国家私法层面的立法并不排斥任何公权力的介入,包括宪法规范力的适度渗透。借助公权力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公司法律规范兼有公法性质的理论基石。因此,公司法结构中的法律责任规范系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的有机统一,而权利受损主体寻求公法上的救济亦是公司法的应有品性之一。     

论国际私法的国际法因素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国际民事关系的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私法内含国际法因素的必然性。随着国际民事关系国际性的不断增强,国际私法内含的国际法因素也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同时,国际私法发展史表明,国际私法的发展与其内含的国际法因素的不断增强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这也是国际私法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论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是法律从规范的静态存在走向实践的动态存在的内在根据。法律效力是指内含于法律中的对法律调整对象产生作用的能力。因之,其可分为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法律效力的实体根据在于法律的合需要性与合规律性(统称合目的性),其形式根据则在于对语法、逻辑、修辞等语言工具的尊重和对内部之正当程序和外部之必要强制的坚守。     

理论法学及其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功能

将法学学科体系作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两极划分,是西方近代以来就有的划分法,但这种划分似乎很难囊括法学的所有学科,比如法律史学,把它纳入理论法学或者应用法学都有些牵强.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 GB/T13745-92>给法学学科作了多极划分,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和兼容性,对理论法学的属性及其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对理论法学特定功能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自然法思想与罗马法的发展

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