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行动逻辑：社会理性抑或经济理性——关于“小农理性”争议的回顾与评析

有关传统小农具有何种理性的争论,存在两派对立的观点,即传统农民是社会理性还是经济理性。这两派观点分别持“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立场．在各自的形成中涌现了一系列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两派的对立争论之外,也不乏出现调和的“第三条道路”．认为现实中的小农是两种理性的综合体。重新梳理、反思这一经典小农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构建本土方法论以及对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经济探源

古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直接受到持续发展的农耕经济的影响,表现为:农耕经济直接影响了古代中国档案载体形式的发展;古代中国档案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农耕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古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方向.     

社会化小农的行为逻辑——基于华北鲁县三个新居建设试点村的研究

从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变迁是外部要素和小农自我意识的综合呈现过程。社会化拉近了小农与现代市场的距离,改变了小农的社会关联方式,启蒙了小农的利益意识。反过来,在经济理性支配下,利益考量逐渐成为主导小农选择行为的核心。社会化小农与经济理性的结合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变革提出新的要求。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农耕社会环境论析

本文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入手 ,用民俗史、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之方法 ,探讨明清时期江淮农耕社会所呈现的自身特征及其影响。笔者认为 ,明清时期的江淮地区 ,无论是民风习俗层面还是经济结构层面 ,所呈现出来的以农为本、单一性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重要特征 ,都清楚表明了它还处在典型的传统农耕社会环境。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序列中 ,同其它地区发展阶段相对照 ,还只是处在“不发展”阶段向“发展中”阶段迈进的过程中。这样的发展起点 ,决定了它对外界所给予的压力 ,诸如频发的自然灾害、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等 ,进行积极应对的能力极其有限。在灾害多发的环境里 ,变得越灾越落后 ,即使小灾往往也变成了大灾。同时 ,伴随着清中期以来人口的高速增长 ,使得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只能通过扩大垦殖以消纳过剩的人口。脆弱的生态环境、落后的农耕社会、频发的灾害 ,形成循环链 ,彼此胶着在一起     

“过密化”论与小农经济决策行为分析——以湖州小农家庭缫丝业为个案

一、理论与问题 当代小农经济理论分为“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两大学派,它们都承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可能继续的事实,从而有异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但是对于小农家庭在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决策行为分析,两派则大相径庭。 “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 W.Schultz)的《传统农业的改造》(Tran 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此书的中心论点是小农的经济行为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愚昧,没有理性,相     

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中国过去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式,影响最大为“租佃关系决定论”与“乡村和谐论”。前者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后者则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但这两种理论皆属一种理论虚构,难以考之史实。事实上,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小农自由交易导致严重分化的说法不成立。历史上朝代际和朝代内土地趋向于集中的“规律”并不存在。当时的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另有原因,与租佃制关系不大。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都是没有根据的。     

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广泛分布。由此确立的集权国家与个体小农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一时期国家与小农之微妙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具体表现及影响,为我们更深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

农户是认识农业、农村、农民的钥匙,是理解和分析小农社会的基础。理论匮乏和现实需求呼唤对当今中国农户进行“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点建构分析框架。从经营规模看,中国农民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但已被卷入或融入到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间,社会化水平之高史无前例。传统的经典小农学派已难以充分解释现代农民的动机与行为模式,需要建构新的小农理论范式。当今中国农村和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相对较小,且将长期存在的“社会化小农”时期,它有别于传统小农、商品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一时期是农户内部急剧变化,农民打破思维定势、突破身份歧视、冲破地域束缚,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荻取国民待遇的关键时期。“社会化小农”的性质、时期、形态定位,将为政府对农民国民待遇的制度安排、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选择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缓减城市与农村发展平台的坡度

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是实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步骤。现阶段,关键是要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搭建一个平台,使之与城市的发展保持一个恰当的坡度,并逐步缓减这个坡度。为此,面广量大的传统小农社区首先应努力向“准城市化”迈进。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坚持做到: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二、统筹城乡劳动就业;三、统筹城乡分配结构;四、统筹城乡社会保障。     

自然经济传统是提高农业经济效果的障碍

我国农业经济中还保留着的浓厚的自然经济传统,是当前提高农业经济效果的主要障碍。一是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妨碍因地制宜进行经营。这是封建家长制小农自然经济传统的一种表现。当时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还不发达,封建关系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一家一户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生产和再生产基本上是在小农家庭范围内孤立地进行。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求自给自足,“小而全”,“万事不求人”。当封建关系解体,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日益发展起来之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就暴露出来了。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特别大,只有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提供的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经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