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在历史背后的聒噪——《列女传》的社会性别研究

以社会性别视角对<列女传>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伯姬进行解读,就不难挖掘出被压抑在文本背后的女性内心经验,有助于我们探索在传统父权文化体系中的"男权话语"主观"想象"女性形象所生成"虚假价值",和通过话语的操作内化为妇女的内心行为规范的真相.     

性别视角下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母性叙事

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霸权逐渐消失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女性文学母性叙事开始回归女性性别主体,逐渐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而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世界,在文化策略上解构了父权文化关于母亲神话的定位和角色认同,然而也有一些女性文学叙事不惜以牺牲母亲的自然属性和天性来颠覆传统母亲形象,在解构男性期待目光下的那些忠贞隐忍、逆来顺受的"闺阁天使"母亲形象的同时,使女性文学母性叙事陷入了自我伤害的写作误区。随着母亲形象被极端丑化,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致力于寻找理想母亲的写作尝试,呼唤与渴望"新母性"的回归。     

性别视角中的家族、历史、民族叙事——对电视剧《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历史叙事对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电视剧<大宅门>中,由于人本主义价值立场的失落和性别视点的盲区,民族叙事充斥着一种男权话语,遮蔽了历史叙事中的性别主体问题,对此,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清末民初男性精英与留美女生性别话语间的宰制与协商

清末民初,女子缠足的意象参与国家形象的建构,郁结男性精英的文化焦虑,促生强国保种、贤妻良母的国家主义父权话语.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交错扭结的权力/知识生产机制,男性精英话语呈现明显的文化宰制,留美女生的性别话语对此则作出遵从、协商与调适,采取保守而非激进的姿态,建构自身的职业女性认同.     

文学叙事中的赛金花

文学叙事中的历史人物负载着历史文化传统、话语讲述年代以及叙述者个人的观念和情趣。清末名妓赛金花作为一个不断被整合的符码,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其形象与意义作出了相距甚远的叙述与阐释。这些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赛金花形象投射着时代主流话语的变迁以及叙述者社会地位、性别身份的差异。     

国产动画电影的新女性叙事困境

受到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影响,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发生改观。近年来,多部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动画电影先后上映,以颠覆传统的女性人物塑造和迎合市场的女性话题讨论,尝试塑造出观照时代审美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并未挣脱传统男性话语体系的桎梏,既定的性别窠臼仍然存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更广泛的性别话语体系,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性别叙事新美学,创造出具有性格魅力和审美张力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动画电影工作者还需进一步探索。     

逃逸,或又一次陷落——解读徐静蕾的改编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一文中借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了电影叙事中所隐藏的父权文化性别制度,并提出了"男性/积极的/凝视者、女性/消极的/被凝视者"的性别二元对立式,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视觉快感。而在徐静蕾所改编的茨威格同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影片中,这种性别位置被颠覆了——女性成了凝视的发出者,而男性则成为被凝视的对象。然而,在这种颠覆性的性别叙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有意识的反击与抗争,而只是再一次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遮蔽与歪曲。在此,女性的性别话语再一次成为男权文化的拥护者与建构者。     

国产动画电影的新女性叙事困境

受到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影响，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发生改观。近年来，多部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动画电影先后上映，以颠覆传统的女性人物塑造和迎合市场的女性话题讨论，尝试塑造出观照时代审美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并未挣脱传统男性话语体系的桎梏，既定的性别窠臼仍然存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更广泛的性别话语体系，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性别叙事新美学，创造出具有性格魅力和审美张力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动画电影工作者还需进一步探索。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莎剧女性叙事

如果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考察莎剧的女性叙事,可见无论对女角之女性温柔与聪明的颂扬,还是对其深具男性之粗犷甚或野心的批判,都是以父权秩序的稳定为起点与依归,以女角参与男权话语之过程为情节,以女角是否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为悲、喜剧之分界和结局,从而构成一个看似线性而实则循环的叙事模式。而莎剧中这一以女性进入与退出男性话语为旨归的父权叙事结构,正是对女性社会性别之建构过程的完整阐释。     

《耻》：一种关于“性别困惑”的伦理叙事

J.M.库切在当代欧美文坛是最具理解张力同时也是最有阐释争议的社会小说家之一。在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性别化的种族神话和种族化的性别寓言始终都是读者无法忽视的历史文化课题。本文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以性别批评的伦理视角重新解读他的代表作小说《耻》,探讨种族身份与性别叙事的隐性伦理关系,在合理评价库切文学经验的同时,揭露并批判其作品的父权意识与性别政治。     

麦家小说的性别政治——基于叙事学的考察

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考察麦家小说,可见其叙事话语中体现出较鲜明的男性性别模式,主要表现在：一,塑造男性威权形象,强化男性叙事权威;二,将女性叙事设置为男性主体叙事的补充,使女性叙事边缘化,弱化女性叙事权威;三,用男性叙事解构女性叙事,降低女性叙事的可靠性。另外,麦家小说中女性的叙事声音总是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个人性、私密性的特征;而男性叙事声音则更多与宏大叙事相关联,体现出社会性、公共性色彩,并且对与男权社会规范不相符的女性进行批判。通过这种男性中心的叙事策略,麦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沉稳、理性、智慧、伟岸,而女性形象则基本与之相反,从而或隐或显地传达出麦家男性至上的性别观念。     

俄罗斯文学中的“混乱时期”叙事：生成机制、发展历程与特征

“混乱时期”叙事是指俄罗斯作家针对“混乱时期”（1598—1613年）进行的写作,有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机制,即历史、文学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俄罗斯文学历史叙事的传统及“混乱时期”的强大生产力。自17世纪至今,“混乱时期”叙事已历经400余年,其叙事话语、叙事文体、叙事风格和内容,都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7—18世纪以纪事体裁为主,同时出现了戏剧形式的实践,“混乱时期”叙事具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呈现对正统血脉继承制由维护到剥离的话语特征;19世纪是“混乱时期”叙事的繁荣时期,史剧的文体形式虚实交织,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特点,女性形象的边缘化,斯拉夫主义的话语倾向是其主要特征;苏联时期则主要聚焦1612年的莫斯科解放事件,表现人民的革命性及其爱国热情;而苏联解体后,叙事话语出现多元化与自由化的特征,体现为对传统形象的消解、对女性形象的重视,以及后现代的文体风格。     

连环画中刘胡兰形象建构过程的叙事考察

刘胡兰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其具有象征意义的确定形象,定型于“文革”期间的经典化。事实上,伴随着不同话语形态的显隐,刘胡兰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了复杂的建构过程。从“日常叙事中的少女”到“阶级叙事中的英雄”,其面目逐渐明晰,性格逐渐单一。以连环画为观照点,通过对刘胡兰形象变迁的叙事考察,可还原刘胡兰的“女英雄”形象是如何通过“取舍”和“改编”的手段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并以此揭示革命英雄叙事在统一的主流价值基调下,在“本事”和“故事”之间的较量中,所蕴含的民间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斗争。     

父权文化视野中的"准则英雄"——评海明威和他的男主人公

海明威及其笔下的"准则英雄"一直是评论界的关注焦点之一。以西方父权文化历史为参照系,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甄别海明威叙事文体中典型的男性话语因子,然后再从女权主义批评视角聚焦其作品中的几个中心人物和故事,就不难发现尽管海明威的作品中四处弥散着一股父权文化衰落的悲观气息,但作家却通过一系列的"准则英雄"的塑造试图力挽父权文化于狂澜,重振男子雄风。事实上,海明威本人终身都在为捍卫西方父权文化的尊严而战斗。     

中西文学邪恶妻子形象的文化比较分析

“恶妇”和“妖妇”分别是中西文学中各具文化特色的邪恶妻子形象。这种创作认知的产生,既源于中西父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红颜祸水论”的共性认识,又源于各自不同的伦理文化价值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邪恶妻子形象的创作样态可以发现,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家伦理与宗教伦理在对待女性的统治上出现跨越时空的父权制话语共谋。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利话语共谋分别遭到中西不同文化视野下女权主义的批判。由此,邪恶妻子形象获得新的创作和解读,展现出中西女性共同的主体意识觉醒潮流。     

中国古代文学“姑恶”主题的性别表征

“姑恶”主题在中国古代诗词和小说中大量存在,“姑恶”成为重要的文学母题。在性别理论观照下,“姑恶”叙事虽然有明显的性别语法,但与西方女性主义所提示的“妖魔化” 女性有所不同,“姑恶”所表征的婆媳性别关系具有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特殊性。一方面,婆媳关系是父权性别机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代行父权的母权也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姑恶”主题表征,建构着父权机制之下的姑贤媳孝性别理想。     

民族叙事与女性话语——越南阮攸的创作及《金云翘传》的经典

《金云翘传》作为越南民族的文学经典,是诗人阮攸对中国青心才人所著同名章回小说的移植和改创。在《金云翘传》中,凝结了作家主体精神对越南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命运的思考与探求,整个叙事是民族叙事与女性话语的有机融合。翠翘形象是越南民族母道信仰和女神原型的再现,蕴藉着牺牲与救赎的深度模式。《金云翘传》的经典化及其在民间社会广为传播,使得这一作品已经内化为越南民族的审美意识,彰显出越南文学民族化的独特轨迹。     

摆脱父权家庭束缚的女性话语

女性叙事一度被称之为"新体验小说",有些评论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审度女性叙事,认为这是一种"躯体写作"。文章通过对几位女作家的作品作了比较研究,以为女作家极力彰显的是自我意义的叙事话语,试图表现否定"父权"和女性传统文化后的女性个体的生存状态。但这一时期女性叙事在突现女性自我的缺失时却又不同程度地陷入自我的迷失中。     

和亲剧的性别文化解读

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元代以来的和亲剧,是和亲剧研究的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加深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从元代到20世纪,和亲剧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从人到神、从逆女到圣女的转化,这些转化取决于父权文化的意志和策略,揭示了父权文化软弱无力与虚伪冷酷的一面.本世纪,部分和亲剧以爱的哲学为基础构想两性及其关系,体现了性别观念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性别文化已实现质的飞跃.     

变革话语的文本书写:董永故事叙事范式转换及后世流布

文学叙事范式的转换背后隐喻的是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宏大历史画卷。董永故事在创作和流布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其它经典故事类型,后经历代诗歌、笔记小说、说唱变文、平话戏曲等不同文学艺术形式的加工,出现过孝感叙事、义理叙事和爱情叙事等不同范式类型。董永故事叙事范式的转换是历史变革话语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反映和表达,特别是董永故事爱情叙事转向,反映出唐宋变革时期的市民文学的兴起以及儒释道思想混杂与合流的文化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