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它随着商品交换经常化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富商大贾代不乏人，但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明清历史为它提供了建立的契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把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特点

中国运河文化自隋唐以后形成,明清时期进入空前兴盛的阶段.运河河道及其独特的工程设施、城镇网络、河政管理机制、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商业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及运河区域人们的心理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趋同,是中国运河区域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开放性与凝聚性的统一,流动性与稳定性的统一,多样性与一体性的统一.是中国运河文化的突出特点.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河南明清戏曲碑文的文化背景及内涵

明清时期河南戏曲碑文大量存在的原因有二:一是戏曲艺术和神庙祭祀结合起来,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交相辉映,促进了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二是商业发达,各地商人之间的交流频繁,从而在各地修建了为数众多的商业会馆。在此背景下,商人、地方士绅集资兴建了大量的会馆戏楼、神庙戏楼,很多戏楼在修建过程中立下石碑、戏碑。明清时期的戏碑、碑文文化内涵丰富,一般都记述了修建戏楼的始未经过、何人筹建以及迎神赛社、春祈秋报等内容,起到劝善惩恶、教化民众、宣扬传统社会规范的作用。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东运河与沿岸小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历经多次疏浚与改造。运河的贯通促使沿岸城镇迅速发展并走向繁荣。在山东运河沿岸的船闸、码头之处兴起了一批商业发达的小城镇。作为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基地,以此为中心的商业网络体系开始形成,并在运河区域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作与互动:明清行业调解的实践与启示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出于对市场秩序的控制需要,国家鼓励行会、公所、会馆等行业性商人团体参与行业秩序治理,并赋予其相应的行业纠纷调解权力,行业调解由此产生并发展。经由官府与行会的合作与互动,行业调解在化解行业纠纷、维护商业秩序、促进政府有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行业调解的盛行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空背景密不可分,也因此而存在特定的历史局限。明清行业调解对于当代调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调解,走向合作的现代调解是未来调解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会馆到商会：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的嬗变

商业团体是商人由个体分散到抱团发展转变的重要组织载体。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经历了从地缘性会馆到行业性商会的深刻嬗变。与传统会馆相比较,近代商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规范性。清末以来广泛建立的商会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城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近二十年来明清西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本文从明清西南农业 ,手工业 ,商业、市场及商人 ,社会阶层与民族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原因五个方面对明清西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     

论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

明清商人文化在明清主体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但同时又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它具有重利尚义、崇人文重自然、迷恋权力,僭越礼制四个特点。其成因极为复杂,主要如下：（1）明清封建教育制度的发达;（2）儒士经商;（3）传统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4）传统经济结构的制约;（5）商业活动自身的需要。明清商人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明清商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构成了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又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也成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从《歧路灯》看清中叶开封的商业活动

清中叶,开封的商品贸易高度繁荣。河南本土小说《歧路灯》中有大量关于清中叶社会经济风貌的描写,展现了当时开封贸易的全貌,诸如商业的发展、商业交通路线、商人经营行业等都有深入描写。小说中的客商在当时河南商业发展中占据主体地位,主要从事丝绸、当铺等贸易。本土商人实力较弱,主要从事药材和粮食贸易。会馆是客居异乡的商人进行社交的重要舞台,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载体和媒介作用。     

运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读《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河,也是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运河的畅通对于南北交通路线的开辟、沿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之间的物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深入地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运河史或运河文化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样,对运河区域社会史的的研究,也离不开基于运河史或运河文化视野的整体观照。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王云教授《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变迁》)一书,在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史的交叉研究方面用力颇深,成为运河文化研究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学…     

明清汀州商人与地方社会

汀州是闽西客家的中心地区,明清时期汀州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汀州商人发家致富后,积极参加地方社会宗族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汀州商人阶层的壮大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思想观念。笔者试图对汀州商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做出一定程度的论述。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

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农抑末”政策 ,官商不相交接 ,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 ,使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 ,仲裁商务纠纷 ,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 ,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因而主要以明清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 ,论述上述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