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

我国民族学界提出的藏彝民族走廊,大体包括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这一狭长地带。①从古至今,藏彝民族走廊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活动的舞台,尤其是西藏、四川和云南三省区毗邻区域,古代氏羌族群自北向南的迁徙与这一区域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在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有13个属于藏缅语族,至今仍大多居住在与西藏、四1收p近的西北部地区。近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对藏彝民族走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关于条马古道,我在《滇藏茶马古道论略》…     

高志英的《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出版

作为民族历史—地理概念,"藏彝走廊"是1980年前后费孝通在经过多年对以往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之后提出来的。该研究著述所涉区域处于费孝通所指"藏彝走廊"的中南段,其地理行政区域在当下属滇西北三州一市地区。作者通过对藏彝走廊中南段的滇西北民族(族群)开展历时和共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努力向     

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

由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强调,"藏彝走廊"问题开始被学者们所关注,学者们开始了大量的实际的调查、研究。然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中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对于走廊的历史及现状的理解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的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研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及现状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民族走廊的正确命名应该为"藏羌彝走廊"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历史及现在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有效方法。     

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陵走廊”

讨论了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理论,并与李绍明的民族走廊及藏彝走廊见解进行商榷。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走廊的观点,认为民族走廊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心圈层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它的特性决定于古代农业文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民族走廊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时空界限由其性质所决定,民族走廊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的一块基石。     

藏彝走廊底蕴与茶马古道功用及该区域中"一带一路"指向

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华民族形成与走向的考量,数次提出民族走廊的研究命题,其中对藏彝走廊研究就有涵义递进的公开五论之说。沿着费老指出的门径,中国大陆学界近40年来对各个民族走廊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中,“走廊”概念泛化到各个相关学科,从人文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到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边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看,藏彝走廊的成形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即出现南方丝绸之路时藏彝走廊已经形成,并因其茶马古道功能而使该走廊长期保留着内部的延续能力及其与外部的沟通活力。随着研究的进展,费老提示的该走廊的蕴涵被学人不断发掘;进入21世纪,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将焕发出这个走廊的新活力,国家决策层所命名的藏羌彝走廊,扩展了该走廊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该走廊的研究将有更多的含义被人们所认识。     

藏彝走廊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刍议

西南藏彝走廊是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着眼藏彝走廊的大区域,针对其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特征以及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可以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宗教的起因、宗教性与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等方面展开对多元宗教现象的比较研究。     

关系主义民族学——读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自费孝通先生第一次提出"藏彝走廊"学术概念,至今已经30年了.①但是"藏彝走廊"作为一个自觉的学术研究区域和理论探讨对象,并进而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只是近几年间的事.     

傈僳族的跨国迁徙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述论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其迁徙动因、路径、规模与影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异同。将民国以前傈僳族迁徙史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联系起来考量,可以深入与细化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历史与族际关系研究,并反思以往藏彝走廊研究中空间固化或裹足于境内研究之不足。     

卷首语

近年来,藏彝走廊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该区域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由于频繁的民族互动与文化交融所造成的民族边界的模糊性等现象均具有极高的民族学、人类学及民族史研究价值。费孝通先生之所以将之称作"藏彝走廊",很大程度还因为藏族与彝族是今天此走廊中分布地域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代表性的民族。故而,藏族及其文化在藏彝     

第八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民族互动、社会治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与西南民族大学共同主办,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承办的第八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民族互动、社会治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4月18—19日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湖北民族学     

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在文化分区的基础上,以宗教信仰为切入点,横向比较了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各文化分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分析其影响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主要特点,指出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具有跨民族或族群,乃至跨语支传播的总体趋向,存在着层次性和区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将藏传佛教因素有机地融入本土宗教信仰中的同时,仍从宗教职业者构成、本土语言和宗教观念等层面坚守本土的宗教信仰。     

新时期康区研究的历史突破

近期,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表现为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的采用,即区域性研究出现,如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民族交融地区研究平台的建立: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使用和借鉴;民族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新的发展趋势。康巴文化,正位于西南民族长廊中心地带,其文化既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独特性与多样性又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其文化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由"边缘缺失"来理解"中心文化"。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关于“藏边社会”的思考

作者认为“藏边社会”的内涵丰富,涉及甘青川滇藏区、藏羌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诸领域的研究.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历史上这些地区有过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和睦生活的时期,而且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给各方都带来过重大利益,不过也有过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惨痛教训.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做好“藏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各民族互相团结、共同进步,是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藏学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的重大课题.     

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笔者2012-2013年在四川松潘、云南迪庆、甘南合作、西藏昌都的田野调查,从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两个维度考察藏彝走廊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原因.认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回、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加上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回藏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健康因素的作用,为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保障.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李绍明“武陵民族区”概念内涵与“黔中文化研究”基础理论

李绍明先生对“武陵民族区”的阐释,界定了一个内涵清楚的民族学概念,是对费孝通先生“板块与走廊”学说学科特征辨识后,做出的新的学术阐释,是对民族走廊学说的丰富,不是回到区域民族学“封闭”研究的传统思路,而是观照于武陵民族区“这一个”民族区域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定地域文化研究的民族学理论。《彭水县志》的相关阅读,即能意识到武陵民族区“不被‘整合’的向心力”的事实存在。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松潘、巴塘、中甸——记三个西部城镇的研究

<正>2014年以来,几位青年一代人类学研究者在本文作者之一(王铭铭)的组织下,形成了一个课题组,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以"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格局变迁"为主题,对"藏彝走廊"多个城镇进行了历史—人文区位学考察。"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广为学界所知的区域性学术概念,(1)主要指今日甘青、四川、云南、西藏几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及由这些区域构成的文化通道。(2)作为"中间圈"(3),历史上经过"藏彝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