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麦东本”: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从“萨玛王朝”的传说说起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不仅有被当地人称作“萨玛王朝”的遗址,也流传着诸多“萨玛王朝”同德格土司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为厘清该问题,笔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元代,德格家族的四郎仁青因担任八思巴的首席侍从官,在八思巴举荐下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成为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即传说中的“萨玛王朝”。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萨玛王朝”的建立时间即四郎仁青受封“多麦东本”的时间1264年,“多麦东本”是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成为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发展为康北地区最大势力之根脉。尽管元朝1325年才设置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但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却始于1264年。因此,“多麦东本”作为元朝中央在康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萨迦政权时期的两个问题

十三万户的建立和八思巴受封“帝师”是元代西藏历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但十三万户建立的时间和名称以及八思巴受封帝师的时间和封号的内容,在各种汉藏文史料中记载不同,以致在教学中出现混乱现象。本文拟通过以汉藏文史料对比的形式,对这两个历史问题进行考证,以期得到更符合历史史实的认识。     

历史的事实不容歪曲

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一书,是承袭了已故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的观点,并且根据以后的事态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把他们所谓的“西藏独立”的由来主要归结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把西藏分封给帝师八思巴,认为从此西藏就“独立”了。但这个观点是经不住一驳的。因此以后就逐渐产生了范普拉赫在《西藏的地位》一书中所说的,自1911年后西藏就正式“独立”了的观点。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种种说法。但无论他们持什么观点,提出什么说法,很显然都是     

元朝帝师八思巴家世考述

藏族圣僧人思巴（vphags—pa，1235～1280），①本名罗追坚赞（blogrosrgyas—mt－shan），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为13世纪西藏投人祖国怀抱，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再度统一作出过卓越贡献。八思巴的家世与吐着其他某些王族一样，家族自身的人都把自己的祖源归之于天神下凡，②这是许多原始宗教传说中常见的“神人合一”观念，对此不予详述。这里只就人思巴所诞生的款氏家族世系源流作一简短而明晰的描述。（一）款氏源流关于八思巴的出身，《元史·释老传》曰：“帝师八思巴者，吐着萨斯嘉人，族款氏也。”“释源法主”法洪《帝师…     

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

在元代活动于中央朝廷的藏族僧人中,除大元帝师八思巴之外,地位最高、声名最显赫、对元朝宫廷影响最大的当数生前受封为国师、去世后被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的胆巴。汉文史籍《元史》、《历代佛祖通载》中对他的事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青年藏学博士王启龙,谱写“第二敦煌”新篇章

藏汉自古是一家!唐代的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赞干布的美满姻缘,成为佳话传诵千古。而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于元代。此间,促成西藏归顺祖国的藏族有识之士,是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帝师、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研究八思巴对祖国统一的贡献,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

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霍巍研究古代西藏西部的历史，难免要碰到史籍中所记载的“羊同”与“女国”等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出的考古材料，对此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一、大羊同与小羊同关干“羊同”，汉文史书中有“大羊同”、“小羊同...     

关于“宣政院印”

关于“宣政院印”照那斯图在《西藏历代藏印》一书中收有一方元代官印，作为第一个印加以介绍，标题中直称“宣政院印”，但在释文中又说“印文为八思巴文，试译成藏文看象是‘枢密院’的译音”，１１叫人费解。这方印到底是什么印呢？其实，此印与“宣政院”毫无相干，因...     

简析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西藏过去的“政教合一”制度,从公元一二六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册封西藏当时的花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将西藏十三万户的教政大权全部赏与八思巴开始,到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止,历时近七个世纪。一种社会制度能够持续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那么它的由来、发展、完备以及最后衰亡等过程,不能     

试析肃慎、挹娄、女真的族称关系

对族称从语言学方面进行研究的同时结合史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知识进行相互考证,相互补充,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通过对史籍中出现的北方民族族称肃慎、挹娄和女真等来源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三个族称是具有同源联系,但已有不同发展变化的同源词.这些族称在词源上来源于“箭”,最初表示“猎民”,同史籍中所记载的“北夷”的称呼相一致.     

西藏和谈与范普拉赫的“理论”

荷兰籍“国际法专家”范普拉赫于198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西藏的地位》一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引经据典”,对我国西藏问题横加指责。但是细细读来,却每每有“似曾相识”之感,原来不过是重弹一些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的“老调”而已。国内已有不少专家对他进行了批驳。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因此,我想就西藏和谈问题与这位“专家”探讨一番。(一)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行使主权,派官驻兵,清点户口,设立驿站,划分十三万户……;明代中央政府则实行“多     

明朝西藏政策的内涵与西藏经济的东向性发展

与元朝相比,明朝对西藏的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明朝取消了元朝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因而,在明代,元朝那种以“帝师”为首的西藏宗教团体在中原政体中享有巨大政治影响和宗教特权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二、明朝放弃了元朝在西藏所实行的那种独宠和单纯扶持某一教派政治势力以作为自己统治和管理西藏的代理人的做法。相反,明朝在西藏实行了一种“多封众建”的政策,即对西藏的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首领均予以分封,并通过分封以及袭职、替职和     

澄清傣族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讹误--"达光王国"真相还原

有学者根据傣族文献的记载认为,傣族在公元前5世纪时曾建立过一个地跨云南西部和缅甸的“达光王国”,并把“达光王国”写进了有关傣族历史的论著之中。本文作者根据其掌握的资料对“达光王国”进行了考证后指出,傣族文献中有关“达光王国”的记载,实际上是流传到傣族地区并被“傣化”后写进了傣族文献的一些缅甸史籍中关于缅甸历史上的“太公王国”的传说故事,不足为信。     

南宋末代皇帝赵显在西藏活动的历史及其影响

元朝时期,南宋末代皇帝赵显被遣送到西藏萨迦寺,这一历史凸显了西藏地方萨迦政权在统一全国进程中的作用及宋元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赵显在西藏学经、译经过程中,足迹遍布今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并与元朝尊崇释教的国策,忽必烈、八思巴、桑哥、胆巴、达尼钦波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活动密切相关。文章力求研究和挖掘与此相关的历史,以丰富宋元时期西藏与祖国内地密切联系的历史。     

“元朝帝师制度源于西夏说”考辨

文章首先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元朝帝师制度源于西夏”这一观点的出现和发展,然后通过梳理和分析黑水城文献《天盛律令》《官阶封号表》《杂字》,以及“帝师”一词在西夏文、藏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中的表现和传译过程,认为西夏文献中的■(帝师)只是“皇帝之师”的统称,并不是正式的官职称谓,进而推知西夏并未设置帝师制度,元朝的帝师制度实则源自中原汉地源远流长的“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和“王者必有师”的传统。     

从有关止贡赞普父子的记载看藏文史料的两个传承系统

关于止贡赞普父子的事迹藏文史籍中有着丰富的记载。总的看,这些记载的基本情节较为相似。但详加比较和甄别则可发现这些史籍记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耐人寻味的是,透过这种差异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藏文史籍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为此,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以此对藏文史料的演变与传承系统提出一些看法。     

“霍尔”杂谈

藏文史籍中的“霍尔”究竟指何种历史民族，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不少讨论文章，发表了各家论点，但总觉得资料相当缺乏，向我们提供的有分量的论据更少。鉴此，笔者经反复思考，以“杂谈”为题，也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所得。因为“霍尔”一词直接关系到土族的来源．每一个土族同胞不能不关心它。先谈讨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有同志撰文说：“霍尔，为藏语，原是藏族对黄河以北的游牧民族的称呼。”这一说法很有推敲的必要，至少有如下问题难以解释得通：第一，藏族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中称黄河以北游牧民族为霍尔？论据是什么？只以“原是”…     

止贡“贡巴”小考

止贡噶举是噶举派中最为兴盛的支派之一,止贡万户曾在元代西藏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在元代诸万户中,止贡万户是与帕竹万户、蔡巴万户并驾齐驱的三个最强大的万户之一。元代前期,止贡万户曾联络西蒙古,与忽必烈支持的萨迦地方政权抗争;元代后期,止贡万户则与逐渐崛起的帕竹万户连年构兵。止贡万户长一职的担任者“贡巴”(sgom-pa),在元代西藏历史上非常活跃。 “贡巴”,全称“本萨贡巴”(dpon-sa-sgom-pa),又称“贡钦”(sgom-chen),是秉承止贡座主旨意、掌管止贡地区行政事务的最高官员,性质与萨迦本钦类似。“贡巴”一职早在西藏分裂割据时期即已出现,元朝在西藏设立止贡万户后,它又是历任     

元贞初年元朝经略西藏探析

元代西北诸王海都前后三次自西域斡端(今新疆和田)南下进扰西藏地界,分别是止贡之变、元贞元年(1295)之乱、延祐六年(1319)之乱。藏文史料仅有“止贡之变”的记载,且一些史书将“止贡之变”与元贞元年海都属下亦怜真进扰西藏混淆为一。结合汉藏史料可知,元贞元年之乱与止贡之变是海都不同时间段的两次扰藏行为,并非同一次,止贡之变结束于1290年。前两次领兵进藏平叛诸王是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子铁木儿不花,第三次为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元朝出兵平息西域海都对西藏的进扰,并建立乌思藏纳里速古儿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蒙古军都元帅府,巩固了在西藏地方的统治,使西藏始终处于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之下。     

“九儒十丐”说辨析

“九儒十丐”是流传了将近800年的谚语,说的是元朝把人分为十等,第九等是儒士,即知识分子;第十等是乞丐,知识分子的地位仅比乞丐稍高,可见其地位之低下。“文革”中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即由此而来。不少学者在著作或讲话中都提及了“九儒十丐”,认为正是元朝有了这一规定,阻断了儒士出仕之路,儒士被逼无奈,遂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从而促成了元杂剧的繁荣。但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元朝并无“九儒十丐”的规定,元杂剧的繁荣另有原因,与“九儒十丐”之说无涉。“九儒十丐”这一不正确提法应予澄清,还历史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