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与"科玄论战"

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吸引了众多的思想家、科学家,许多中国科学社社员也参与其间,站在"科学派"一方.虽系"科学派"的阵容,社员们对科学的认识却不尽相同.他们在论战中捍卫科学,攻击玄学派,不乏偏激之语,但并未将科学知识绝对化,因而不能将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定位为"唯科学主义".     

"索卡尔事件":"科玄论战"之续曲——关于"两种文化"的探讨

科学和人文是两种不同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化。在欧洲近代史上,两种文化的分离和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索卡尔事件"为甚;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因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而引发,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内容——"科玄论战";可以说"索卡尔事件"正是我国"科玄论战"的续曲。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段的展现。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现代性视域下的科玄论战——对论战原因及其本质的当代探讨

从现代性视角分析科玄论战原因,即从现代性的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亦即从中国现代性的"生不逢时"尴尬境地出发,不仅可以避免把论战原因直接归结为两派知识分子学术争论的浅层次观点,更有助于透过现象直接深入事件的内在本质原因探讨,使得对科玄论战原因的认识由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特殊性,使得科玄论战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信仰的重建,更是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之争.     

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

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     

“科玄论战”之社会因素分析——一个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分析与印证

对"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并非双方基本立场或主要论点的正确性探因,就为分析论战中的社会因素提供了可行必要性。科学万能论思潮是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而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是论战中抹不去的色彩,学习西方科学的普遍愿望是科学派取胜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论战中社会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矫枉过正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现象;纯粹的学术争论如果因社会因素而进入了文化领域,学术权威就会大打折扣;不同学科都有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社会不可进行推崇或压制;或许,通过对论战中社会因素的分析,为从新的视角进一步分析论战提供了可行性。     

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以归国留学生骨干为分析对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屡遭败绩。在对富强之道的艰难探索中,归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力量,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致力于对民众的启蒙,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推动了"科学信仰"的形成。"科学信仰"激发了国人追求科学事业的热情,抚慰了民众在社会动荡、信仰崩溃社会环境中焦虑不安的心灵。但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方法"理解上的缺陷,也对民众的科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

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张君劢等人拾起科玄论战中被搁置的话题,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为假想的争论对手,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     

基于超越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之现代中国文化观

基于对现代"激进主义"的反思,林毓生区分了"五四思想""五四精神"与"五四目标":所谓"五四思想",指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谓"五四精神",指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谓"五四目标",指以"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为内容的"国家强盛"。同时,对于当时学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林毓生认为,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实际上均以"科学主义"为"缺省配置",故都无法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反思,林毓生主张超越"五四思想"和"科玄论战",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使其实现现代化。此乃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现代中国科学观演变探析

自"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科学观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科玄论战"的结果确立了科学受尊崇的地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限制了纯理论研究相对独立的发展,对"伪科学"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科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开启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的客观结果：科学与哲学的互融

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论战双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往复辩论中,科学成就了一种玄学的态度,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哲学也使用了科学方法、贯彻了科学精神。结果不仅没有导致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必然地实现了科学哲学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双向互动。科学与哲学的渗透和融合存在现实的基础,有其必然的合法性。     

科玄论战中的社会理论之辩——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律之间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玄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环绕社会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划分:物质世界凝固不变,故而科学可以探寻其规律;心理状态则顷刻万变,为科学所无法企及,只能归于玄学的范畴。人的意志属于心理状态的范畴,而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预知的。这种观点否定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从感觉主义出发,否定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因此社会科学与物质科学并无性质上的差别,它们都可以用归纳方法加以研究。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一方面认同自由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对社会进程的决定作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这种观点超越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     

"人生观论战"的反思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追求

20世纪中国曾先后发生两次"人生观论战",两次论战都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革转型的前奏;反思两次论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引导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文化选择之争;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已真正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正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基本潮流并存的境地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特殊矛盾的视野下进行文化选择.     

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陈独秀应邀为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人生观)论战作序时,依据唯物史观的物质一元论,不但批评了玄学派所宣扬的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也批 评了科学派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指出人生观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客观物质原因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据.由于陈独秀对科玄两派都有所批评,并引起了胡适、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反批评,使已结束的论战再起,变成了科、玄(新儒家)、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