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儒学”对传统儒学实践观的省察

通过对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哲学的反思,后新儒学认为当今儒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实践观的转变。传统的实践观内缩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形而上的探求,主要偏向于道德的维度。后新儒学融摄马克思主义和船山哲学,提出以社会历史生活为总归的新的实践观,此种实践观旨在克服儒家传统实践观的缺陷,真正进入生活世界。     

对鲁迅"美术之类别"的阐释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的第二节“美术之类别”是 2 0世纪上半叶我国艺术形态学研究中少见的重要文献。鲁迅论述了西方艺术形态学研究的五种观点。我们在细读鲁迅本文的基础上 ,对这五种观点重新作出评价 ,会有利于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鲁迅的著作。     

鲁迅"文学的自觉"说辨

鲁迅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精湛研究,开创了中古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其研究中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容置疑的.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建安"文学的自觉"说,很有可能借鉴了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观点.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他讲演中提到的一些关于魏晋文学的见解,并未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对于其中的几处疑点,值得我们再商榷.     

鲁迅"现代中国的圣人"解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最为伟大的开创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作为圣人,鲁迅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历史层面上,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新方向,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次体现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即鲁迅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贵的财富,是我们思想的不竭源泉和动力.鲁迅精神在本质上具有开放性.在巨大的创造性上,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体制上,在无尽的言说上,鲁迅具有不可超越性.     

《近思录》之“录”与《传习录》之“录”

《近思录》与《传习录》皆是兴起于宋明理学中的思想传记类型的著作。一为“辑略”之新体 ,一为“记言”之变型。两者的差异 ,则可以自“录”字的再解读中 ,掌握住“文”与“言”的本性而得以进行区别。二《录》都企图在“当下即逝”的时间状态中 ,分由“文”与“言”的途径以进行“当下即是”的传道活动。二者一名“近思” ,一名“传习” ,同出于《论语》 ,反映了追随孔子的理想。但其同名为“录”及其何以为“录” ,则尚可探究。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个人”观念的辨析

<摩罗诗力说>作为鲁迅早期系列文言论文中的重要篇章,通过对"心声"-"新声"、"诗"和"诗力"等一系列关键观念的标举与阐发,在"精神"之后,又为以"立人"为核心的"第二维新之声"提出了一个"诗"--文学的契机,这些观念及其阐述理路,构成了鲁迅早期"个人"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     

《藤野先生》“失真”探微

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中的叙述,与藤野严九郎本人的回忆相比较,存在“失真”之处。但这种“失真”并非有意“作伪”,而恰恰是鲁迅真实情感的流露。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藤野先生当年给予了他“雪中送炭”般的关心;另外,作者写作时诸事不利,也使回忆搀杂了许多心理因素,温暖之情再度升华。     

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

鲁迅“骂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 ,并不只是鲁迅在“骂” ,事实上是更多的人在骂鲁迅。与其纠缠于鲁迅的“骂人” ,不如更多地去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此 ,才能更好地了解鲁迅“骂人”的形而上意义。     

“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鲁迅全集》注释中的“植树节”条目指瑕

某些大型辞书和经典文献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但绝不能把"工具"奉为圭臬,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1981年版《鲁迅全集》关于"植树节"的注释,把南京国民政府重新设立"植树节"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两年;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未能订正这一错误,反而把新"植树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的日期"三月十二日"错误地改写为"3月20日"。相关的历史档案,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纠正《鲁迅全集》注释中的错误,而且可以为《中文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的修订,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数据。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 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 :圣人由巫演化而来 ;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 ,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 ,也就是说 ,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 ;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和“圣人” ,有深刻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原因和独特的社会经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