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

〗第2期 吴小丽,徐甡民：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摘要：  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位于中国前列,而上海的城市电影创作,却被认为是“缺席”的。上海城市电影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课题。中国“城市电影”有其特定的概念与“反城市化”的思想内涵和创作主流,它和上海城市创作因不同地域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创作群体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走向、城市体验和类型裂变。上海城市电影也有它独特的样貌和路径,它存在的重要性和发展的不够充分均有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市民价值观作为“城市电影”精神内核是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而且也有其现实的可能性。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无疑使“城市化”与“以人为本”的相互融合成为一种可能的世界性的前瞻目标。因此,中国以“反城市化”为主核的城市电影已然走向式微,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新的进程,中国城市电影创作迎来了转型和突破的历史契机。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 ,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实现了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论历史记忆对民族偏见形成的影响

民族偏见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转述密切相关。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植入与“强权”使得民族偏见的产生与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与经济、政治、阶层等社会因素相比,根植于历史事件与历史文化土壤中的民族偏见更容易“合法化”为一种与他族的交往经验,以致造成民族隔阂。积极倡导民族宽容,增加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客观、辩证地看待个别历史事件是消除民族偏见、维护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论族群的原生性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先有族群的原生性文化,然后有地区的国家的甚至全世界的共享文化。族群的原生性文化孕育着世界的共享文化。族群的原生性文化是指族群最初创造的文化事项经过了漫长历史演进仍然能够保持其本质特征和基本状态的文化现象。它具备原创时的本真意义,保留着诞生时的基本状态,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自成体系而独立,又被世界所接纳。“本真”是族群的原生性文化的显著特征。对它进行研究,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地方性知识。“族群的原生性文化”的理论构建是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代需要。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实现了从历史之外回到历史之内、从抽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革命,即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念的彻底革命,使作为“现实中的个人”一种属性的形而上学本身重新回到人身怀抱里;它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指包括人所遭遇到的自然和思维在内的“人类史”。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是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琳琅满目的美世界——论审美诸形态

 美的世界是多彩多姿、琳琅满目的世界，缘于美自身具有众多的品种存在。作为“生命本真境界的开显”，美的对象有其各不相同的生命内涵，其开显方式亦互有差异，于是形成了植根于共通生命本性上的审美诸形态，成为美的世界的多种价值功能及其整个价值系统的体现。本文从生命哲学的理念出发，就“美”、“丑”、“崇高”、“优美”、“悲剧性”、“喜剧性”、“新奇”、“怪诞”、“荒诞”、“娱乐”、“狂欢”、“眩惑”等美学范畴逐个进行考察、辨析，并就其相互依存与转化方式给予探讨、说明。审美诸形态之间不仅有逻辑上的关联，更有其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盛衰兴替变化，故其价值系统亦将追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得到调整和更新。不同民族因生活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区别，所形成的审美形态亦会有相当的歧异，本文仅限于对西方美学惯用的范畴作出解析，适当比照中国自身的传统。     

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繁荣和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本民族的文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市场普遍化为先导，文化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文化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一体化和同质化基础上的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这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将逐步消失，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格局－－文化帝国主义。     

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全国文化中心

"全国文化中心"的核心是"文化",而这一"文化"不可能专属儒学、国学,或者新儒学意义上的文化,而只能是三者之上的文化。当代的"文化"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分裂、精英与通俗的对抗范畴,已经广泛渗透到物质—日常生活深处,导致其存在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有重大差别,形成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等范畴;"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大文化,体现为广泛包容和汇集,文化内部分类替代分层,文化关系的和解代替对抗,文化价值分享代替对立。北京作为中国当代文化成就的最集中体现者,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全国文化中心,具有战略意义。     

翻译的目的及标准

翻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不同文化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 ;交流必然促进相互学习和文化的融合。文化融合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文化的一体化或包容各个民族文化的世界性文化的出现。因此 ,翻译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世界文化的一体化 ,即达到最终勿需翻译 ,并以此来考查翻译的标准等问题     

文化认知：全球文化多元的演变走势

由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广泛传播,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由于社会的进步,人类对多种文化的并存已能持包容的态度,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华文化在吸取世界优秀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必将大发光芒.     

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几个问题

在世界格局不断进行调整,各种文化不断"登场"亮相的背景中,中国文化日益显示出缺乏竞争力等诸多不足,急需"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把中国文化的"弱项"转变为"强项",以便与中国经济崛起相适应。这就需要说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缘由,中国文化主体和走出去的方法,化解各种矛盾,适应各种挑战,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透析文化翻译与翻译中的文化渗透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二者关系密切.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 也涉及文化问题,现今翻译被认为是一种以跨文化活动为目的活动.因此,翻译研究无疑应置于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之下.而所谓的文化翻译就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结构"与"超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论文化转型与翻译的定位

在当前的文化转型期,各国文化多元共生,平等互补,人们在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上采取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反对文化中心主义的策略。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应该以繁荣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为目的,以文化的“平等对话”和“求同存异”为准则,采取偏重“异化”的翻译方法。翻译工作者也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扮演“画家”和“盗火者”的双重形象。     

破除中西文化交流的三大思想障碍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倡导和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有三大思想障碍 ,即认定不可能有平等的文化交流 ,认定未来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或认定文化融合的最终境界是无差别的、统一的世界文化 ,夸大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不可译性。在对平等交流有无可能 ,无差别的、统一的世界文化有无可能 ,准确的文化翻译有无可能等三个理论问题作了辨析以后 ,作者表达了一个愿望 :中西双方回到平等交流的元点上来 ,加深了解与认识 ,促进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     

文化交流中的心理、学理与伦理问题

在形成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体系的过程中,通过文化交流以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与理解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关注文化间对话、沟通与理解的心理问题、学理问题、伦理问题。心理问题解决的是心态冲突问题,消弭的是信任赤字;学理问题解决公理冲突问题,消弭理解赤字;伦理问题解决沟通方法的冲突,它所消弭的也是信任赤字。     

儒家传播思想与人文奥运关系的思考

21世纪的世界文化依然是多元并存、百家争艳的时代。作为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的两种文化形态即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共荣成为历史的必然。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大事,延绵五千年而不息的中华文化无疑能够为北京奥运会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儒家思想主张的“世界大同”、“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奥林匹克运动所主张的“和平、友谊、团结、进步”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不谋而合,儒家传播思想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将会对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理念的实现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以人伦为基础的儒学传播思想,身→家→国→天下的社会生活传播结构,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的传播功能依然具有跨时代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