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意象与中西方民族文化精神略论

地理发现与航海冒险促进了西方人观照大海的科学与理性精神 ,而中国文学写海可分游仙驰想式与写实即兴式 ,稳定持久地在文学史中延续。海在西方渐成为自由的象征 ,而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却相当疏隔。西方文学写海 ,一般作为人抗争与征服的对象 ;中国古代的怀才不遇者总是在力求同大海仙境融为一体时 ,倾诉渴望或宣泄烦恼。海与中西方宗教、人本、伦理思想也有联系。中国文学海意象更多的是优美 ,令人好奇神往 ,不像西方海的壮美形态与启悟人生、奋进不止的悲壮情绪及悲剧性实质     

红柯小说中的河流意象与西部文学的浪漫精神

红柯小说弥漫着丰沛的生命气息,众多引人瞩目的审美意象的诗性展示使之更加充实和浓烈。其中,河流意象出现频密,且意蕴丰富。这既来自红柯十年北疆生活的经验积存,也源于作家文化寻根的自觉诉求,并试图用河流这一古老意象冲刷现代文明的孱弱,重建原始而野性的西部文化世界。由此,既体现了红柯小说风格独特的生命意识,也形成了对西部文学雄健浪漫精神的积极建构。     

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刍议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持,民族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母体和源泉。二者相互依存并相互影响。如何在转型期看待民族精神的缺失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明了并深入了解民族文化缺失表象下的深层次联系,对重构民族精神,重建民族文化有重要意义。     

民族精神与先进文化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和丰富是一个历史的、与时俱进的过程,经历了蕴育与产生、清醒与探索、科学与理性、创新与丰富四个阶段;中华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关键所在.     

红色意象:民族精神的召唤——《红高粱》中的“红色”意象的原型解读

莫言在《红高粱》中,用他优美的语调为我们渲染了一个"红高粱"世界。通过对强悍生命的书写,召唤着我们民族的刚健之魂。红色作为一个"原型",在历史的演变中"已基本上成为一套密传的符号",这种"颜色词所负荷的情感力量十分强烈"。这种"红色"原型所引申出来的象征意义已经广泛渗透到我们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中,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小说中作者对"红色"原型的复活,就是在某种事件的激发下,把它"从集体无意识的深渊里提取出来,使它与意识到的价值产生联系,并藉现代语言转化为同时代人可以接受的象征物"的结果。     

红色意象:民族精神的召唤——《红高梁》中的"红色"意象的原型解读

莫言在《红高梁》中,用他优美的语调为我们渲染了一个"红高梁"世界.通过对强悍生命的书写,召唤着我们民族的刚健之魂.红色作为一个"原型",在历史的演变中"已基本上成为一套密传的符号",这种"颜色词所负荷的情感力量十分强烈".这种"红色"原型所引审出来的象征意义已经广泛渗透到我们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中,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小说中作者对"红色"原型的复活,就是在某种事件的激发下,把它"从集体无意识的深渊里提取出来,使它与意识到的价值产生联系,并藉现代语言转化为同时代人可以接受的象征物"的结果.     

唐代文学中的西北民族文化——唐代文学的多元文化探讨

唐代文学渗透着丰富的西北诸民族文化精髓。仅以诗、词、歌舞戏为例,唐人在诗歌审美、唐代七言诗等方面深受西北民族文化的影响;词体文学及歌舞戏也是因广泛吸收西北民族乐舞文化而得到了长足发展。把唐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相结合,对拓展和深化唐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文学与文化认同——以哈萨克族文学为例

由于文化认同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民族文学在认同建构中必然伴随着诸多的困惑。困惑产生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民族文化的差异及民族文化身份的深层诉求。     

论弘扬民族精神与创新民族先进文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到来,国际间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此消彼长,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民族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积极推动文化创新,以便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英美诗歌中的海意象及其文化精神

意象是民族文化精神展露的窗口。海意象展示出英美民族在同海打交道时生发强化的对生命人生及人世间美好事物的感情,折映出其自然观中对大海的驾驭征服感;海意象也反映了英美民族的爱情观,海的风物特性引发诗人畅言爱情强烈感受,是其抒发爱情话语时惯用的意象,其与爱情交织在英美诗歌中的丰富多彩、新奇变幻,体现了其文化精神中勇于开创进取、热情外向的特点     

论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

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是两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的抒发情感的精神,文学精神是指为了艺术的与审美的,自觉为文的精神。诗性精神(抒情精神)与文学精神(艺术精神),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关系并非以对立为特征,两者往往表现出程度不等的重合。在界说范畴、描述特征、辨析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魏晋玄学思潮中士人心态异化的情形为实证,可以发现社会文化思潮加之于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渗透与影响。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     

北朝文化精神中的草原文化取向

草原文化特质是北朝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来自于北方游牧部落的北魏拓拔鲜卑集团对中原的儒家礼乐文化有吁求;另一方面,北朝的少数民族特质又有机地渗透到北朝文化的各个角落,其自由、尚武、劲健的文化品格对之后隋唐的文化风尚具有重要影响。     

少数文学与数字书写的建构及共构──台湾原住民汉语文学的超文本书写

尝试透过文学批评理论的后现代、后殖民的概念视域,思考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作为"少数文学"与"少数论述"的可能构成要件,及其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时值愈来愈多新生世代原住民的文学书写、创作朝向网络视讯、影音及数字化空间移动,也就意味着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定义容量必须重新思考,进而探讨原住民网络数字符化的超文本书写、创作类型是否可能牵动族裔文化身份构成∕构造的增殖性、流动性、游牧性或虚拟性的相关命题。     

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与检讨

台湾新文学史的叙述向来难摆脱民族、政治的纠葛，或以政治上的反共、解严为依据，或以文学思潮上的写实、现代、后现代为依据，或以文学社团的成立为依据。本文仅对目前可见的几种分期，加以描述，并略做检讨。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分期，不应该被简单划分为一个殖民统治时期，目前较普遍的一个分法，是将日据台湾新文学划分为三阶段，第三阶段从1937年中日进入战争前夕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几乎没有异议。战后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各论者亦有不同的看法及理论依据，最为常见的是以十年为断的分期法。唯每一种主观的论述，各照一隅，互有得失，台湾近百年的新文学究竟该如何分期、如何叙述，有待于作进一步反思。     

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精魂

危机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魂,有此起统帅作用的精魂,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不仅实现了现代化,产生了众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贡献出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大师,也使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步就于世界文学接轨。而20世纪后半期中国当代文学50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紧跟政治到追逐商品化大潮,自始至终缺乏一个像现代文学那样能起统帅作用的“精魂”。因而既未能出大师,也未能出精品。     

中国传统大学精神与民族精神——关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改革的历史反思

大学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悠久的中国古代大学精神与汉民族精神是统一的。它随着中国现代西化大学的兴起而走向消亡。这是中国当代民族精神危机所以发生的深层历史原因,因此要复兴民族精神,首先必须彻底变革中国现代大学教育。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与宗教精神复兴

18世纪末至 19世纪初期的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是多元复杂的 ,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自由民主精神在文学中的体现 ,一方面是大革命后宗教精神的复兴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宗教精神在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理论和创作上都有体现。宗教精神介入文学对 19世纪文学发展的影响则表现为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信仰、开拓了新的视野和促使作家们重新发掘民族文学传统三个方面。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二元文学观

在对文学之本质、特征和功能的认识上,浅草—沉钟社均具有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根源于其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建立起来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体系,因而具有必然性。当其从以自我为本位、鼓吹“爱己”的个性主义价值观出发、把自我觉醒的心灵本身作为表现对象时,必然会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而当其从以“爱人”为特征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去关注外在的客观世界时,也势必会形成“为人生而艺术”的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在理论上虽然显得不够圆熟,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却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