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班固论骚评析

班固在其《离骚序》中对屈原及 《离骚》进行了全盘否定,其理由有三：一是认为 屈原不能明哲保身,二是认为屈原不该直谏,三 是认为多虚无之语,不合经义。班固的论断源 自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社会价值观的 影响,二是封建功利主义的美学标准的影响,三 是史学家实录思想的影响。     

论班固的公文批评思想

班固的公文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在公文的功用论、风格论、主体论、写作论等诸方面都有阐述.班固的公文批评有其自身的特点,采用了包孕式的体例、儒家的批评视角,以及主客观结合的批评方式.班固的公文批评在公文批评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班固的民族思想

班固和司马迁一样，具有“民族一统” 思想，把少数民族看成“天下一体” 中不 可分割的成员。同时，他又认为，华夏和夷狄作为不同的民族，无论是在种族、地域还是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具有“华夷有别” 的民族差异思想和华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 主从” 思想。在民族政策方面，他主张对待少数民族“恩威并用”，反对华夷中任何一方侵犯另 一方，主张华夷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应该说这种民族思想是可取的。但班固夸大民族之间的 差异，过分强调“夏尊夷卑”，则是不可取的。     

“神意型”社会——黎族上古社会形态再探

母系氏族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具有"神意"性、生态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上古的黎族社会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神意"型社会的存在基础是母系制和母系文化;"神意"的发生背景是万物有灵论。"神意"是独立于任何人的神圣符号系统,不可亵渎,不可违背;巫术的存在服从于这个法则。     

维柯历史哲学中的“神意”概念探讨

对维柯历史哲学的准确理解和恰当评价,仍是维柯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他以宗教神意史观的核心概念"神意"作为他的历史哲学的前提和基础概念,对这一概念又给出晦涩含混的表述,因而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成了恰当评价他的历史哲学的关键问题.维柯的"神意"概念实际上所表明的是历史理性;这种形式的宗教神意史观与实际的哲学理性史观的特点,具体表现了宗教神意史观向哲学理性史观的过渡;他的历史哲学是哲学理性史观的第一个历史形态.     

论班固主进化、重时命、反神学的进步思想

班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派,《汉书》也被认为是在神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这往往是传统的比较“马班”异同导致的结论。然而司马迁与班固相距百年以上,仅仅把两人做纵向比较,恐怕还不足以给班固定论。笔者以为,如果把班固与其同时代人、并且是师兄弟的王充做一番横向比较,也许更有益于全面评价班固,止如鲁迅所言“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以轩轾,必取他种人与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异旨

司马迁撰《史记》作经济史著《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其中寓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亦作经济史著三篇,名为《货殖传》、《食贷志》、《沟洫志》,其中亦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班固本之其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并认为是“其所蔽也”。那么,班固的批评当否?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有何异同?本文拟对其互异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考察。     

论西汉易学天人之道的建构及其文化意义

《周易》在西汉经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原因是它为西汉思想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贡献,满足了当时社会重建秩序和价值的理论诉求,此贡献通过天人之道的建构体现出来。西汉易学天人之道的建构思路是,先将易道理论阴阳五行化,通过以卦象为媒介的宇宙图式表达新的天道观;再依据天人同气、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理论模式,为人道提供来自天道的权威依据。这一天人之道的理论系统,因其整体性、孕育性、延伸性特征,催生出其他新的学说,对汉代以及后来中国民间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座独特的高峰。     

略论班固对司马迁思想的批评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思想提出了三点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我认为班固的上述批评,有的得当,有的不当,有的则是指司马谈非指司马迁,应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