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矫制”——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

“矫制”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之一,它的立法宗旨在于防范和惩治臣子借用皇帝的名义行事。《张家山汉墓付简》公布的《二年律令》中有关“矫制”的条文,表明汉代的“矫制”之法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矫制”之罪存在着由二级制(害、不害)向三级制(大害、害、不害)的转变;“矫制害”与“矫制不害”之间在量刑定罪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对“矫制不害”的惩治仅仅是“罚金四两”,这是强调根据案件的客观效果来量刑定罪,它关系到对汉代法律思想的总体评价。     

论瓦刺蒙古与西域社会

元末明初,瓦剌诸部在"元朝强臣"猛哥帖木儿管辖下,一方面由于自身部落繁衍,另一方面也由于不断吸收和联合周围蒙古与突厥语族其他部落,势力渐强,人数发展到4万户以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明初对蒙政策的实施结果,使北元国势衰微,可汗势力大大减弱,于是握有实力的权臣贵族们乘机雄据一方,形成了封建割据局面.由于东蒙古日趋衰落,而蒙古瓦剌势力从此坐大.随着瓦剌活动重心逐渐西移的漫长过程,与西域诸族发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对西域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为17世纪准噶尔政权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15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初的瓦剌,并不是像有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随着也先之死销声匿迹了,而是在西域诸多事务尤其在哈萨克等民族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域多民族社会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对东汉时期张珰经营西域之“三策”及相关史实的分析

公元123年,北匈奴联合车师频繁侵扰汉朝河西四郡。敦煌太守张珰在朝中保守派势力占上风的情况下,勇于上书,策略性地提出解决西域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主张立即进兵蒲类海讨伐北匈奴,中策为屯驻柳中的延缓之计,下策是放弃交河城。汉朝政府经过慎重抉择,最终采纳中策。张珰"三策"为汉朝政府正确决策及时提供可行方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对有效推动西域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     

“拂菻国”小考

根据我国文字记载,古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交通往来最早开始于汉朝,即汉武帝建元中期汉中人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126年第一次前往西域,原打算联合大月氏共同打击北方强敌匈奴,但没有成功.公元前119—115年又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打算联络乌孙与西域其他国家共同对匈奴作战,均由于中途迷失方向,目的没有达到.但他的副使堂邑义却因此到过大宛、康居、     

论明太祖经营西北边疆政策的得失

面对明初西北边疆和西域地区多未归附的局势,明太祖朱元璋秉持"推诚待人,恩威并施"的理念,分别采取了怀柔招抚、"断匈奴右臂"、朝贡贸易等政策,逐渐完成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控制和战略部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迫于明朝当时国力有限和周边军事压力,明太祖对西域地区未能施加有效管理和有力影响,造成帖木儿王朝势力做大,给明朝西北边疆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和卓家族在西域的兴起

本文利用穆斯林文献史料勘比汉文史料,分析了和卓家族由河中地区进入西域的背景,探讨了该家族结合西域世俗势力,逐步击败当地宗教封建主而得以兴起的过程,并对和卓家族东来西域的时间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提出了新的见解。     

红巾军活动对高丽政局和元丽关系的影响

元末红巾军起义,战火波及王氏高丽治下的朝鲜半岛.本文通过对红巾军起义前元丽政治关的追溯和红巾军在高丽活动的描述,指出红巾军事件对此后高丽政局和元丽关系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为高丽摆脱元廷控制提供了条件;二、造就了最终取代王氏高丽政权的李成桂势力;三、使辽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论左宗棠与新疆开置行省

新疆古称西域,在远古时代即与内地有了交往。《山海经·大荒西经》和《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和风土物产,均有记述。为了反击匈奴奴隶主的斗争,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曾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中原的交通,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公元前五九年(汉宣帝神爵三年),匈奴内乱,管理西域事务的日逐王降汉,宣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从此,西域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历朝在西域都设有军事、行政管辖机构。西域各族人民,早已与汉族人民生活在一个民族大家庭中。     

试论壬辰战争对明朝的消极影响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战争前后历时七年之久.明王朝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旷日持久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重了人民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播州的杨应龙乘机发动叛乱、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五十年终告灭亡.     

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开发

西汉政府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了解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拉开了中西交通的帷幕,通过在西域屯田并设立西域都护府,保证了中西使者的往来和商人贸易活动的进行,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及把新疆地区纳入我国版图奠定了基础,但客观上对西域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西部经济中的内生变量与西部新型工业化

西部新型工业化有赖于经济系统中内生变量的作用。通过分析影响西部新型工业化的内生变量发挥作用的因素，认为要实现西部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重视知识、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提出促进西部内生变量积累的措施。     

对西方现代性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由于研究角度和关注点的不同,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特性有不同的阐释,但他们主要关注其断裂、理性化和反思性特征.实际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们影响了西方现代审美思想和现代美学流派的发展,并使其呈现出反叛西方审美传统、反对工具理性和反思西方审美局限的特征.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环境资源的法律保护

本文在论述西部大开发中强化环境与资源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基础上,针对西部环境资源保护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强化西部环境资源法律保护的具体措施.     

从中西比较看西方美学范畴的特质

对中西哲学、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可从美学体系的学科性和思维方式,从中西美学范畴产生和存在模式可以看出,从中西哲学、美学范畴的历史等角度入手,从而辨析中西美学范畴的差异与基本特点;西方美学范畴在内涵上具有确定性、变异性和科学逻辑的学理性等特质。     

试论西部女性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应然状态

以西部大开发为背景 ,对西部女性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作了比较分析 ,西部女性的实然状态与西部大开发的客观需求极不适应。转变观念、提高素质、找准位置、以新的时代理念和精神风貌投身于西部大开发是西部女性的应然状态。     

《大唐西域记》中所载西域女国考论

有关西域女国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本文从《大唐西域记》所记的＂苏伐剌拏瞿呾罗＂入手,根据学术界前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西域女国的相关资料重新做了梳理。经过分析,笔者认为西域女国的位置在进西藏中部偏南,种族为西羌。经济方面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是一个从母权制国家向父权制国家过渡的国家。单偶婚和多偶婚同时并存。在宗教文化方面,西域女国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和苯教,同时还明显受到中亚其他外来宗教的影响。     

美国西部开发中的制度创新对我国西部开发的启示

美国西部的成功开发,给我国西部开发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启示一:西部开发要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政府的引导调控作用相结合,在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启示二:要把改善硬环境与改善软环境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在改善软环境上下硬工夫,人才的培养是西部开发的关键。启示三:要创新开发模式,注重观念、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财政支农问题初探

农业是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础 ,西部大开发战略不能忽视西部农业发展在其中的重要意义。政府应改革过去财政支持西部农业发展所采用的做法 ,真正有效地支持西部农业 ,使西部农业发展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时为我国西部农业迎接“入世”挑战作好准备     

西方自由主义批判性考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 ,构成西方市民社会最为直接、最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学理上的自由主义 ,主要有经济学说、政治学说、社会伦理学说和哲学学说四个维度。在自由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体制 ,就是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自由主义视自由为社会生活的首选价值。自由主义的基础与出发点是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实质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哲学。自由主义对于个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是其哲学思维片面性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