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赋与诗的关系

谈到赋与诗的关系,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班固《两都赋序》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这句话,它是我们现在所见到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的定义式的表述。但诗究竟怎样流为赋,班固在后面说得比较含混,又与他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论述不一致,因而后人在发挥这句话时就表现出理解上的歧异。有人把它坐实为赋是诗的六义之一,有人认为是指赋继承诗的美刺的传统,有人则联系《汉志》,认为赋是诗之“不歌而诵者”。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赋体源流辨》驳议——与李伯敬同志商榷

李伯敬同志《赋体源流辨》一文对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赋源于诗说提出异议,认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把赋说成“六义附庸”、宋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以及直到晚近流行的赋体源于诗六义说,都沿袭班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李文首先引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诠赋》注解中一段话作为依据。范注驳斥赋体源于诗六义说是很有力的。但并没有就     

《诗经》赋、比、兴本义辨——与张震泽同志商榷

关于《诗经》的赋、比、兴本义问题,张震泽同志近中撰《〈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下边简称《新探》)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3期),对此三者的“传统说法”提出否定。文章的要点是:一,自汉至宋如郑众、孔颖达、朱熹等人,乃至当今理论界,大都视赋、比、兴为写作方法(或表现方法)的观点,是一种后起的新义,不符合《周礼》、《诗序》之原义,故用以解释《诗经》,就必然处处难通、治丝益棼。二,《周礼·大师》所云之赋、比、兴,乃春秋公卿赋(指朗读方式)诗言志之“用”法,应以郑玄之注解(“赋之言铺,直     

排比铺张特一途——从《北征》谈赋的运用

《北征》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名篇。这是一首基本上采用赋的手法写成的诗。毛泽东同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指出,“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肯定《北征》运用赋法的成功。认真研究一下《北征》运用赋法的成功经验,对今天的诗歌创作是不无裨益的。《北征》写于“安史之乱”爆发两年后的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安禄     

《题菊花》等三首诗是黄巢写的吗?——兼谈对“冲天”的理解

清代康熙年间辑集的《御定全唐诗》九百卷中,收录有相传为黄巢写作的《题菊花》、《不第后赋菊》、《自题像》诗三首(见《全唐诗》今本第733卷),此后,不少的唐诗选本乃至中国文学史沿袭了这一看法。“四人帮”利用评《水浒》,大搞阴谋文艺和影射史学,曾抬出所谓黄巢的《不第后赋菊》诗当棍子,说什么:“唐末著名农民领袖黄巢写过一首冲天(菊花)诗,而宋江的江州‘反诗’中,曾有“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见《水浒传》三十九回)……”。并说:“宋江在菊花会上唱的调子(见《水浒传》七十一回)     

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谈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

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宫”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酉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还嘱咐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试论赋的源流及演变

诗词歌赋,是我国古代韵文的总称。而赋又别于诗词歌,独与文相近。赋同诗词歌一样,是我国文学的瑰宝之一。本文拟就赋之发生发展的历史探讨一下赋的某些特点,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份文学遗产的重视。(一)赋,最早见于《诗·大雅·燕民》:“明命使赋”,“赋政于外”。《传注》:“赋,布也。”《笺注》:“赋使群臣施布之也。”国王命臣将政令施布于民,也即铺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荀子文艺美学思想管窥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是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所著《荀子》,除哲学论文之外,还有两篇是由61篇文学作品所集成:《成相》篇收入56首用通俗民歌体写成的作品;《赋》篇收入5篇小赋。刘勰给这些小赋的评价是“象物名赋,文质相称”(《文心雕龙·才略》),并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荀赋中的两篇,在这指代荀子赋体的作品),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文心雕龙·诠赋》)指出荀赋对赋体文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可以说,荀子不但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有影响的诗赋作家。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还发表了不少文艺美学方面的言论。他的《乐论》篇,是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赋的源流与士人的政教话语行为

“赋”在早期是一种士人君子在特定的场合相互表达、交流政教观念的话语行为,后来与《诗》这一公共话语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流行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的传统。但在战国时期,随着《诗》这一公共话语平台与礼乐制度一起崩坏,有着崇高政教理想的贤士大夫,以作诗的名义表达自己离谗忧国的情志思想,至此,“赋”这一古老的政教话语行为,在屈原、荀子等人手中落实为一种独立的文本形式。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柳永以赋为词论

一在群星灿烂的北宋词坛,苏轼通过以诗为词的途径,建立了一新耳目豪放清旷的词风,从而使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词,取得了与传统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柳水则是通过以赋为词的方式,促成了词的形式方面的一次重大的嬗变,从而使发轫于晚唐民间的慢词得到长足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和唐五代以来的文人小令双峰并峙的局面。每个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称引系列,通过这种称引系列,可以窥见其人格结构、价值取向、艺术师承和风格特点。柳词的称引系列主要是屈原以还的诸多赋家及其作品。“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处”(《斗百花》),这是以三国时的著名赋家,人称“傅粉何郎”的何晏为喻。“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合欢带》),这是以西晋时的著名赋家,小字“檀奴“的潘岳设譬。称引最多的是战国时的杰出赋家宋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玉蝴蝶》),“甚聒得,人心欲碎。更休道,宋玉多悲”(《爪茉莉》),“见说     

三国赋的题材分类及其特征

三国时期的诗人大都爱好赋,善写赋,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曹植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也说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王粲、徐干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赋家,他们的许多赋作受到称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