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昼寝”质疑

<正> 宰予,字子我,鲁人,是孔子门下学有专长的佼佼者之一。但由于据说他白天睡了一次觉,受到孔子的责骂,便成了孔门弟子中不堪救药的人物。事实是否如此,值得一辨。对于“宰予昼寝”的原文,稍加揣摩,便可发现可疑之处。“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於予何诛?’”(《论语·公冶长》)这段话关键是一个“昼”字,我认为“昼”乃“画”之误。因为繁体字的“晝”与“畫”,只有“曰”与“田”     

诠释史脉络下的《论语》“不逆不亿”章——以辩正“先觉”为基点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对“逆诈”“亿不信”之事的评论,惜墨如金,短小精悍,为后世注家留下了广阔的意蕴探索空间。从诠释史视角出发,梳理历代注家对“先觉”的探讨,可见汉晋旧注“舍本逐末”之弊及宋注工夫、境界相分隔之困,直至王阳明在心学理路下结合良知本体将“致先觉”工夫与“诚明”境界紧密勾连,进而重塑了“不逆不亿”章中的贤者品格,才较为完善地诠解了此章意涵。阳明之解不仅为较为正确地把握孔子之言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个体修持儒家德性工夫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指引。     

严复对“意”的诠译

“意”概念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词语之一。区别于古典时代,严复以诠译方式对“意”概念的哲学内涵做了新阐发。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我关系上强调“意”为心之主,并借此以“积意成我”的思想对“万物皆备于我”进行新阐发;二是针对意之运行过程,严复分别考察了觉、感、情、思、志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识活动过程;三是对意志与行为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指明人之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合。志为行动之开展提供意义与方法,而事意味着行动得以开展的客观要素,完整的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一。严复对“意”的诠译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意”的概念,同时为中西哲学之融通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意在言外”和“言外之意”

<正> 一“意在言外”的哲理思考 “意在言外”这种艺术构想,可能是受道家言意观的影响。在先秦时代,孔子与道家都称颂天道的深奥静谧,《易系辞上》所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有人认为是孔子的话。可惜孔子没有作进一步的发挥。     

“多能鄙事”质疑

<正> “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原文是:“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说:太宰之问,“疑孔子多能于小艺”。又引包注释孔子所对:“吾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此后,注家学者沿袭不疑,均作如是读、如是解。更有甚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疑孔子多能于小艺者,正以礼乐是艺之大,不得为鄙事。惟书、数、射、御,皆是小艺。”然而寻绎文义,笔者以为旧解未得真谛而附会曲说。     

孔子“《诗》可以兴”命题与先秦思维方式

<正> 一“《诗》可以兴”命题在《论语·阳货》中被列于孔子论诗价值的“兴、观、群、怨”说之首端,这表明孔子对于《诗》的“兴”功能特别地重视。传统经典对该命题中的“兴”义主要有两种,即汉孔安国的“引譬连类”与宋朱熹的“感发志意”。两注虽稍有不同,但共同处在于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明“兴”的:“引譬连类”是指借《诗》中所言来作譬喻和类比,“感发志意”也是指从《诗》中所言去感悟启发思想情志。在孔子所处时代,与《诗》同时存在的权威性著作至少还有《书》、《易》、《礼》等,为什么孔子单单言“《诗》可以兴”而不及其余?主要原因在于《诗》具有其它著作所缺乏或难以企及的形象性特点。《诗》中多有鸟兽草木之名,多有对自然景物及社会生活的     

关于“真孔子”与“假孔子”——兼论思想史书写与经典解读的若干问题

辨析“真孔子”与“假孔子”的问题,不仅涉及孔子儒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问题,而且涉及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态度,涉及我们今天阅读经典、继承传统的可能性问题。本文不赞成以孔子的生卒为边界,对“真孔子”与“假孔子”作简单的划分,并对相关问题作了讨论。     

言意之辨--谢灵运山水诗的内驱力

谢灵运的言意观是在先秦和魏晋哲学言意论玄奥思辨的启示下产生的,它不但与其人生行事密切关联,而且使其山水诗作饱含意蕴:“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使诗人在(“言”)→(“象”)→“意”层面抒发了对生命运动的满腔热忱;“辞不足观,然意寄尽”、“词征理析,莫不精究”则使诗人在“言”→“意”层面表达了对自身处境的悲哀淡泊。前者是进取之心,后者是淡泊之志,既进取又淡泊构成了诗人山水诗的魅力之所在。而这反过来又契合了中国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从“是非无定”到是非定于“童心”──评析李贽认识论思想的本质

宋明以来,道学家们在孔子之是非与吾心之是非二者间,盲目尊崇孔子与儒家经典,以孔子之是非为万事之定论.自阳明提出以心为准绳,虽出自圣贤,若不足信,也不可作为是非之标准的思想以后,给后学以极大的鼓励.李贽深刻领会阳明思想的精髓,张大阳明的怀疑精神,以为孔子之是非不足为据,提出要以童心之是非取代孔子之是非,最后由"是非无定"论走向了"是非定于童心"的认识论.     

《诗论》“文无离言”考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第1号残简有“文无离言”句,有学者断其为“文无离音”或“文无离意”,本文以为上述解说均有不足之处,并从文献误拣角度推断该句为“言无离文”之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辨

一、从断句谈起 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传统的读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诠解上又不同。一种观点,孔子认为下民“愚不可救”,或者根本就不配受教,只能受役。另一种观点,孔子不是主张愚民,而是认为有些高深的知识下民接受不了。因     

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释“不愤不启”

<正> 关于《论语·述而》篇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后汉的郑玄旧解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朱熹《集注》也遵从郑义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义。”)郑氏所谓“口悱悱”和训“复”为“重复教之”,都是不确切的。“愤”、“悱”二字,双声,涵义是基本相同的。《文选》成公绥《啸赋》:“舒蓄思之悱愤兮,奋久结之缠绵。”李善注引《字书》:“悱,心诵也。”王臣注:“悱愤,心忧也。”二字都从“心”,都是心的动态,不应当说是“口悱悱”。实际说来,成氏赋这两句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昼寝”乃饰画墙壁

《论语·公冶长》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句,向之注家皆解“昼寝”为“白天睡觉”,如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即是。我认为:“昼寝”乃“画寝”之形讹。“画寝”乃“涂画寝室”,“雕木画寝”之典古人多习用。《汉书·杨雄传》即有:“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之句,《周书·苏绰传》亦言:“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皆暗用“画寝雕木”之典。唐李匡义《资暇集》言:“梁武帝读为寝     

儒道互补新论──兼论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

关于人自己的内在人格和安身立命之事，这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已被鲜明地提出来了。这当然要首推儒家的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仁”就是用于表征人的社会性的一个范畴。我只指出两点；其一，“仁”是人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内积。《论语·阳货》载宰我问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事，孔子问他说：当你的父母去世你为他们守丧时，“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说：“安！”子曰：“女安则为之”。孔子并说：“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在孔子看来，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这种“礼”原来并不是一种单…     

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自从鲁迅接受明胡应麟关于“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之说,并加发挥,明确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其后治唐代小说者,无不祖述此说。可是,“始有意为小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应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则惜乎语焉不详。(一) 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系与前此相比较而言。这就自然是说魏晋小说之创作本出于不自觉状态。事情确是这样。今人将魏晋小说概括为两大类:志怪和志     

孔子“中庸”新解

我国先民早有“尚中”观念.孔子前后均有“中+动词”即用“中”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的说法.《论语》“中庸”之“中”名为“正道”而实指“礼义”,“庸”指“奉劳不已”,“中庸”实谓“循从礼义奉劳不已”.传统程朱辈“中庸主义”的说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中庸”在《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下言篇名均出《论语》)《中庸》中,标明“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至宋,大儒程颐解说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朱熹注《论语》解说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主义”.程朱辈代圣贤所立之言成了儒学定理,传统说法一直认为孔子是中庸主义的首倡者.     

言意之间的“不尽之尽”——略论《周易》的言意观

中国哲学史上,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是十分重要的一章,它既促成了玄学的诞生,又成为玄学本身一个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种要义。汤用彤先生说得好:一方面,“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另方面,“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从而言意之辨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指针与方法论。而玄学的言意之辨,应当上溯至《庄子》与《周易》。首倡“得意忘言”的玄学先驱王弼,就是从援引老庄、读解《周易》入手的。因此,要深入研究玄学的言意之辨,不能不首先弄清《周易》的言意观。本文拟对《周易》的言意关系理论作一粗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