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的公共舆情管理--以粤东群体事件为例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应急机制和网络舆情管理存在对突发事件应对重视不够,大众疑问回应不及时,整体舆论环境不透明,持续性公共舆论监督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网络平台的舆情应对能力,要敢于正面应对大众对事实真相的追问,切实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政府管理部门要提高舆情传播理论水平,运用议题设置等传播手法,主动设置议题,动员官方网媒资源参与,对舆情进行积极引导和处理,建立完善有效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和公众舆论参与机制。     

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噪音及意义构建

自媒体语境下,公众的批判性、非理性以及话语失控等新的公共话语范式,给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及有效的舆情引导带来诸多噪音干扰。作为政府信息最外显、最关键的传播载体,政府话语所体现的噪音干扰主要表现为信息显性的话语符号冗余与隐性的传播意义阻塞。因此,各级政府要增强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效果,一方面,要树立话语责任,提升官民良性沟通关系认知,有意识控制政府话语的冗余传递,避免突发情境下政府信息传播的误读损耗;另一方面,要善于构建官民话语共通的意义空间,不断扩大官民信息交流的话语公约数,重视政府信息传播中的"共情",进而提升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后真相时代次生舆情的成因及其应对

后真相时代扑朔迷离的事实和真相已经让公众迷失在他者建构的情绪场域中,塑造公众思想的不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情感或情绪。公众情绪表达成为后真相时代原生舆情能否引发次生舆情的重要因素,而公众的信息需求、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等得不到满足则是次生舆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一旦公众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其理性讨论便容易转向情绪表达,这就驱动并加速了次生舆情的生成与演化。面对后真相时代传播生态与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新问题,将公众情绪纳入舆情危机应对,从认知层面上深刻认识后真相时代公众及其信息需求的变化,从态度层面上积极呼应公众情绪并加以疏导,从行动层面上顺应时代变化向真相追寻者角色转变,应成为后真相时代媒体应对次生舆情危机、有效加强舆情疏导的主动选择。     

中国西南应对东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考

进入 90年代 ,东盟在加强区域内部经济合作的同时 ,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既对中国西南拓展国际市场构成强有力的竞争 ,也给中国西南进入东盟市场带来新的挑战。因此 ,中国西南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同时 ,扩大与东盟的跨国区域经贸合作 ,建立跨国区域市场 ,并以西部开发为契机 ,全面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素质。     

政府形象传播的舆情分析

在复杂的社会舆论场中,树立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良好认知,是各种政府传播活动的内在诉求。引导舆论的前提是掌握舆情,建立科学的舆情分析机制,形成舆情监测、分析、预警的制度化安排。因此,应在梳理政府形象舆情监测关键点的基础上,对涉及政府形象传播的舆情特征加以分析和归纳,并通过舆情机理的构建,把握其内在规律,进而提出对政府形象的舆情预警。     

基于受传机理的跨域传播研究——以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为视角

由于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地区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内容在参与性、互动性和语境性等方面都存在障碍。可通过丰富对东盟的传播内容,发挥广西媒体的议程建构及涵化功能,注重文化商业性和商业文化性的传播策略,强化广西对东盟信息传播的导向,加强对东盟传播内容及效果的评估与监控等策略,构建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的桥梁,为广西与东盟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实现我国与东盟的双赢。     

关于网络舆情引导策略问题的思考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广泛普及和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如何有效地管控网络媒体已成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方法和策略的研究也显得日益重要.当前应从对网络信息传播特点的深入分析中探索科学的引导方法,在对信息传播主体的深入研究中寻找有效的引导策略,在对不同媒体相互影响和互动规律的把握中尝试合理的管控方法.     

全媒体时代档案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全媒体是以信息数字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各种媒介深度融合而形成的媒介传播形态,全媒体时代具有融合性、开放性、数字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从媒介、受众和传播者三方面给档案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时代变革,档案信息工作需要从理念、制度和传播平台全方位进行范式转换,以开放理念为基础,服务为核心,传播理念为关键,用法律保障档案信息开发,用政策推进档案服务,用产业引导档案传播,与大众传媒媒体合作共建公众参与的全媒体平台。     

政务微博引导网络舆情的机制研究

政务微博改变了官民互动的格局,提升了公众参与度,培养了公众的民主意识.但政务微博在发挥其畅达性、高效性、亲和性等诸多优势时,也普遍存在着对网络谣言、突发事件应对不及时,甚至发布不实信息等诸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政务微博引导网络舆情的机制,以充分发挥政务微博即时、广泛、互动的传播优势,因势利导地做好网络舆情的沟通和引导,打破政务微博引导网络舆情胜少败多的局面.     

新常态下高校网络舆情与引导机制研究

新媒体时代带来了网络舆情的多样化发展。高校网络舆情的特殊性,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来了新的挑战,分析高校网络舆情的现状,探讨在新常态下如何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来引导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培养环节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研究网络舆情的主客体关系,把握高校网络舆情变动传播涨消规律出发,对建立完善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从博览会看国内媒体对东盟国家信息传播的效果

中国-东盟博览会逐渐形成集政治、外交、经贸、人文为一体的综合性博览会,内容涵盖政治会晤、青年交流、文化艺术展示等全方位交流合作领域,着力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文章通过对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参展商进行调查,整理和分析了有关事实和数据,对现状作了全面、细致的评析,并由此总结出现阶段西南地区媒体所面临的对外传播问题,提出了促进博览会信息有效传播的针对性建议。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引导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自媒体时代,迅捷的信息传播速度与亲民的交流方式激发了公众舆论参与的热情,致使网络舆情呈现出公众意见表达自由、群体喧哗频繁、舆情管理复杂等特点,在此背景下,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对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具有重要价值.网络舆情引导管理与议程设置具有内在契合性,通过分析议程设置基本原理,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案例剖析,围绕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引导,提出强化责任意识、完善互动机制、提升媒介素养、落实监管及防控措施、培养专业人才等策略.     

浅论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引导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网络舆情的引导带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呈现出开放、多样、传播迅速等新特征。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网络舆情的引导显得格外重要。尤其近年来,中国网络舆情事件频繁发生,社会舆情事件和涉及官员腐败政府监管不力等问题不断涌现,对社会生活和秩序管理造成多方面的影响。本文针对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新特点,从战略和具体方法两个层面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方法进行了论述,旨在使得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更加科学,努力消除负面影响,形成网络引导中坚力量,不断推动网络正能量。     

从“早期收获”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双赢

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决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于该自贸区会将给有关各方带来的效应和影响,许多学者以“双赢”和“共赢”来概括。实际上,对于世界上任何区域合作安排或组织的效益分析,远比此简单的两字复杂。本文拟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早期收获”计划已经和将要带来的影响为例来探讨该自贸区的效应。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日趋活跃.由于东盟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等,给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企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和规避在东盟各国的投资风险.     

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机制及干预策略研究

情绪驱动是引发网络舆情演变的重要因素,了解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机制,对于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预防网络舆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情绪认知理论,提出从网络群体的感知偏好、网络媒体对舆情信息的精准推送、网络群体情感偏好与推送文章的情感匹配等方面分析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唤醒机制,并从情绪的启动—扩音—极化的过程了解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发展过程。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情绪具有轻信和易受暗示性、简单推理、夸大想象等特征,呈现低阈限情绪启动、道德审判情绪凸显、角色期望情绪增加等风险。结合上述分析,从情绪启动的预防、情绪扩音的引导和情绪极化的处置三个方面提出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干预策略。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随着互联网事业的快速发展,以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已成为群体性事件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舆情正成为一块正在加速膨胀的思想阵地。在此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解读了基层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网络舆情中存在干部理念偏差、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网络舆论预警机制的缺失及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层政府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重视对网络舆情的预警研判,加强网络规制的建设以及健全信息公开和官员问责制度等网络舆情引导策略,以期提高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众隐忧与风险交流的机制创新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新品种的产业化是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性选择之一.然而,当前制约我国政府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公众态度,因此构建有效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机制,正确引导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客观理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借鉴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经验,探讨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的主体关系、交流方式和交流策略,构建有效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的创新机制,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情危机.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和电子商务贸易逆势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合作基础、合作机遇良好,但双方合作仍面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经济规则不协调不兼容和数字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大等挑战。双方可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契机,强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差别化投资和本土化发展,培养数字人才和深化技术交流,协调统一数字经济规则和强化网络治理合作,加强战略对接和主动积极应对域外因素挑战。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价值

中国—东盟博览会撑起中国与东盟共享商机的合作平台。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信息平台,促进信息互通共享与合作开发,使之成为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风向标”;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贸易平台,促进市场对接与开发,带动中国与东盟区域贸易;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平台,促进区域内资本自由流动,增强对区域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