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达成: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思考

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暴露出了现代社会因人口聚集和流动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人的管理,要引导公民做出符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行为选择。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应将提升公民理性作为核心目标之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公民的个体理性,重视培育有利于滋养个体理性的社会生态;另一方面要增进个体的社会理性,着力建构个体理性向社会理性转换以及集成的系列机制。     

二重合理性背景下的交互理性构建:社会组织行动理性的重构探讨

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视域下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它既非如市场主体那样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像政府那样以强制手段来行使职能,而是以志愿精神为指导内化自身。作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角色出现的社会组织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必首先是工具、手段,以满足人们情感的、利益的、信仰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需求。但社会组织在追求"价值理性"的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志愿失灵"的尴尬境地。因此,要使社会组织的功能真正得以发挥,需要重新审视社会组织行动过程中功能发挥的理性指向,结合第一、二部门的理性指向——工具合理性和第三部门原有的价值合理性,重构一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理性——交互理性,以更好地实现资源整合和功能发挥。     

论市场经济理性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 ,市场经济理性可分为两大部分 :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包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伦理理性。个体的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 ,而文化伦理理性是促使市场经济机制形成和完善及维持市场公平和公正运作的重要因素。社会理性从社会普遍的整体利益出发 ,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建立健康、完善的市场机制。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社会理性为市场的良性运作制定各种市场竞争规范。其二 ,社会理性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合理使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     

妥协理性与社会和谐

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一个存在尖锐对立而又不能通过适当让步与妥协达成一致的社会,不仅社会发展难以实现,即使是社会存在本身都有可能成为问题,妥协由此而成为社会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妥协是相关行为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妥协也是有着深刻的理性基础的.妥协有足够理由成为一种维持现代民主社会必需的公共理性,妥协理性对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转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和谐的实现需要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升华,妥协理性正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公共理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应该抛弃对妥协的传统偏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     

个体理性还是整体理性——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理性张力与角色异化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未能区分行动者的层级,实际上,处于社会权力结构不同层级的个体其社会行动后果或波及范围不同.由社会行动的层级性所引出的“理性单位”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所蕴含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在理想的制度性角色设计中,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委托-代理制中,由于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履行存在一定范围的“脱嵌”的自主性,使得其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常常发生脱节.在“劳动力去道德化”的背景下,宏观行动者也往往会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背离整体理性原则.这种情形,就是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要克服这种角色异化,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性超越机制、观念性超越机制和价值性超越机制.     

经济理性、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分析

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也是一种诚信经济。经济理性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动机上的利己和利他本身并不具有道德上的善恶之分。利己并不意味着不择手段损人利己 ,市场经济也不一定导致失信行为的泛滥。经济理性与诚信有时是一致的 ,有时是冲突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人们自然地会选择利己但却并不总是自觉地选择诚信。既然基于道德修养的自我约束不能发挥作用 ,那么基于制度的外在强制性约束就必须发挥作用 ,以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有序。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 ,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去否认个人理性 ,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 ,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 ;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失信行为 ,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去否定市场经济 ,而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和重构制度规则去限制和约束各种失信行为     

论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和谐

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产生于不同的交往方式,因而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不同的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不同交往共同体的主导理性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理性间的越界与脱节.使三种理性保持和谐的关键是理性的限界和接轨,它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超越经济理性重视生态理性和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经济发展不是社会的唯一或终极追求,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内在的缺陷,更因为作为人类内部劳动交换关系体现的经济理性无法兼顾更高层面的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构建适应和支持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型价值理性体系

价值理性是人对于价值的理性认识、范式建构和自觉追求,它是社会的文化核心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具有根本的导向与控制作用,要加快和谐社会建设与现代化进程需要深刻认识社会应有价值理性的结构与功能,系统矫正现实存在的价值理性的畸变、错位与混串问题,对当今及未来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应有新型价值理性系统进行正确定位和良好培育.     

论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社会理性人”的塑造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处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在21世纪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人文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既要重视经济增长,又要不忽视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它的支撑力与传统发展模式简单地依靠自然资源和动力的支撑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由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向现代的"社会理性人"的转变势在必行,具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即改变陈旧观念,弘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目标,在具体的行为上塑造"社会理性人";加强法律保障,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如果在这些方面都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社会理性人"的塑造也必将成功,而且一个文明生产、文明经营、文明生活、文明消费、文明娱乐、文明活动的人文社会也必将会确立起来.     

价值理性的主体建构性特质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使个人成为个体,有了不同于类主体、群体主体的价值理性的个体价值理性。个体通过自主、有目的、主动、能动、自由的活动,展现他的"主体性",而个体价值理性就是在个体发挥"主体性"的对象性关系即主客体关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个体价值理性的建构性特质包括从人是建构性的存在、个体是自己价值理性的建构主体、个体在生活活动中建构自己的价值理性。     

公共理性与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

价值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若任其多元价值无限度冲突就不会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要求公共理性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对话、讨论、沟通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具体方法和程序,是公共决策的合法基础。公共理性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制度设计与社会理性--社会工程活动的核心环节

制度设计提供社会的共同基础 ,反映社会系统的规范追求 ,昭示人们行为的去向和禁区。社会理性是社会结构性关系和社会发展过程的统一 ,是规范体系科学化的内在动力 ,社会理性是制度设计的基础 ,制度安排是社会理性的外在表现。用社会理性指导制度设计是理性概念应有的含义 ,社会工程学要做的不是理性的排斥 ,而是社会理性的张扬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和谐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和谐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视角转换。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实践理性的视角阐明了和谐的真正依据。而在实践理性的视域中思考和谐问题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主体性效应,是人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等不和谐现象的总根源,但实践本身也是解决这些冲突、危机,实现和谐的总途径。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和谐必须在对实践理性的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人格理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实践理性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真正诉求。     

利己主义、理性与社会契约

伯纳德·格特在他最近的书中对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进行了独特的解读。这些解读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被质疑：（1）即便霍布斯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仍然像是欲望的利己主义者,对格特而言,这意味着人在每个行动中都至少是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2）虽然理性一词有多种解释,霍布斯对理性的理解似乎是以手段通达目的的计算,这些计算设置直接的目标,而理性自身则不设置最终的目的;（3）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契约理论,因为臣民之间订立契约授权主权者保护他们,授权的结果是臣民将他们的一些权利授予主权者,但是权利的赠与不是市民国家产生的核心要素。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基于川西S村的调查与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渠道。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和解有利于培育村社成员的集体精神、增强对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凝聚发展共识,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已有研究强调,市场力量的逐步深入淡化了传统农村社区中的集体主义,瓦解了过去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生活,原子化、理性化与个体化日益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而村社理性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个体行动逻辑的行为方式。通过对川西S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尽管受市场经济下个体理性的渗透与浸染,村社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力仍然得到了有效维系。其关键原因在于村社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强互动性”能够较好地保持集体团结,提升了个体成员对村社集体的依赖性,同时保证了村庄公共规则不被破坏。另外,返乡精英能够承接各项资源推动村庄发展,并且通过榜样示范的方式弥合迈向断裂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促进了村庄集体观念的持续发育。只有确保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动态统一,才能不断激活村社成员的内生发展动力,为推动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