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灾荒赈济的几个侧面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困扰。文章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近代灾荒赈济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进行审视,认为尽管赈济举措未能从根本上控制流民的生成,但近代中国在赈灾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而其中的教训亦非毫无时代价值。     

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探析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湖南连年遇荒,灾情严峻。在湖南巡抚任内,陈宝箴于社会赈济用力甚勤,其赈务是围绕其社会赈济思想而展开。陈宝箴的社会赈济思想主要体现为恤赈、协赈、代赈、励赈。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既来源于中国古代赈济传统,是对中国传统赈济思想的继承,也提炼于其本人多年从事赈务的实际经验。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的实施,对于缓解湖南当时的灾情是非常必要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但是,由于晚清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在实践效果上是不尽理想的。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

晚清义赈的兴起源于从1876年开始持续四年之久的“丁戊奇荒”,在这次灾荒救助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灾荒救助组织体系和比较科学的灾荒救助运作模式,对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向近代化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慈善机构出现了新的转机,进而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表现在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的酝酿萌生和具有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的初步扩展。但维新时期的慈善公益事业犹如昙花一现,没能获得持续的发展,直到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兴起后,曾受顿挫的慈善事业才得以复苏,从而为旧式善堂、善会向近代新型慈善团体的转换提供了重要契机。     

略论盛宣怀的赈济事业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赈济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他自己长达46年历史的赈济事业中,主持或参与的赈务达63次之多,其中＂,丁戊奇荒＂的赈灾、山东小清河工程以及参与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皆系其有代表性的赈济活动。盛宣怀的赈济事业可视为中国近代赈济事业转型中的典型。     

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慈善组织也不例外。与古代相比,这时期慈善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并开启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慈善组织自身运行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在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从法律法规、监督管理、财政资金等方面给予慈善组织一些扶持,这加速了慈善组织的转型进程。但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也存在转型不彻底、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不足。     

民间赈济：一九三四年浙江旱灾中的甲戌全浙救灾会

一九三四年，浙江遭受重大旱情，旅沪浙籍人士组建临时性赈济组织甲戌全浙救灾会对家乡进行赈济。全浙救灾会对浙江旱区的帮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主动筹资对灾民直接赈济；第二，积极联合其他慈善团体，共同募捐，对浙江灾区施赈；第三，利用会员个人社会活动力以及团体影响力，向政府施加影响争取官方赈济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全浙救灾会对浙江旱区的赈济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显示了近代民间团体力量对赈灾做出的贡献。     

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

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清代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赈济生员之银米来源、生员赈济之查报、发放,同居的直系亲属之赈济亦与齐民有别。但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饥荒期间,生员群体的操守遭遇严峻挑战。捏报、虚开贫生户数、口数、多领赈票,甚至“以不得赈为无能”、闹赈等现象的发生,表明不少生员已经难以成为道德的楷模,甚者更不惜沦落反面。进一步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功名出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述评

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历来备受海内外学者瞩目。近代灾荒的频发,使得灾难深重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抗灾赈济局面。新世纪以来,为了深入剖析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学界除继续探讨近代灾荒的成灾诱因与过程外,开始尝试将灾荒与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拓展灾荒史的研究视域。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近代东北灾荒史论略

本文为讨论1840年-1949年间中国东北地区灾荒以及民众应对灾荒的历史沿革的专题论文,即从近代东北灾荒的历时性分布、灾荒成因、灾荒影响、从无效应对到有效应对、灾荒救助与社会进步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概述灾荒对近代东北社会的影响,论述卫生防疫、慈善救助等救灾措施,并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解析近代东北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及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清代煮赈略述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完备。煮赈是荒政救助措施之一种,清代的煮赈分为官赈、民赈、官督绅赈三种形式。官赈粥厂又分为常设粥厂和应急粥厂。施粥主要用来弥补其他赈济之不足,尤其是在未赈之先与大赈之后殊为重要,可以说煮赈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赈济效果的救济方法,也是赈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故而有其独特价值。     

近代中国慈善教育事业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慈善教育事业经历了发轫、初步发展、兴盛和衰落等四个阶段,不同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内容特点与时代表征.纵观其发展进程,它不仅是一个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中西慈幼文化融合的过程.近代中国慈善教育事业在继承传统做法的同时又注重借鉴西方慈善良法,救助了众多孤苦孩童,并结合时代需要,重视教养兼施,传授适当技能,使其自食其力,自立于社会,这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山东慈善思想：丰富内涵、精神特质与当代价值

近代山东慈善思想是传统齐鲁慈善思想在与西方慈善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步嬗变形成的,蕴含着教养思想、工赈思想、公益教育思想、慈善法制思想、慈善医疗思想等丰富内涵,具有公民性、彻底性、预防性、公开性、平等性、科技性的精神特质。在当今社会,近代山东慈善思想在构建正确的慈善价值观、增强慈善组织公信力、健全国家慈善事业、促进慈善文化传播等方面彰显着重要价值。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

在明清荒政文献中,官方对生员这一特殊群体之赈济颇为常见.究其原因除灾荒因素外,更多与生员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与危机;生员出现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及生员出现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之冲击等因素不无关系.以灾荒为切入点对其考述,不仅能展示此时期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变化之侧面,更能管窥明清社会萌发的诸多新动向.     

中国古代荒政思想与赈济制度探析

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古代封建政府和劳动人民采取了积极措施防灾抗灾,他们兴修水利、改进农作技术、采用各种方法防灾抗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古代荒政思想,并由此衍生出了赈济制度.赈济制度以三仓制度为核心,以储粮备荒和临灾施赈为基本方式,并辅之以减少政府开支、整肃吏治、鼓励生育、减轻灾民负担等措施,以秦汉时期为重点探析古代赈济制度形成及其发展.     

华北慈善联合会述论

1928-1930年陕西发生特大旱灾,为救济灾荒,朱庆澜联合慈善人士于1930年在西安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在天津设立办事处,联络京津沪等地人士为陕灾筹款募赈.他们以“救人救彻”为目标,在移粟就民办理急赈同时,坚持“建设救灾”理念,积极发展农赈,采取工赈办法兴办水利设施,设立教养院,采取教养兼施办法培养难童.上述措施不仅挽救了成千上万灾民,还通过建设办法促进了灾区的水利和交通设施建设.华北慈善联合会在政治动荡时期的救灾行为,弥补了政府在救荒方面的缺陷,提供了慈善组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地方样本.     

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

"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熊希龄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慈善家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湖南的慈善救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在筹集赈款还是在查灾放赈采运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灵魂式人物.他主张慈善机构联合办赈、强调救济时分别轻重缓急、突出积极慈善以及在社会大背景下筹划慈善,同时重视灾情的准确掌握、呼吁减轻民众负担以及要求办赈人员操行高尚等,都是他多年办赈的经验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