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中的妇女形像

土地革命时期，伴随着湘鄂西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湘鄂西土家、苗、汉各族妇女，积极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作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中有相当篇幅真实地反映了苏区各族妇女投身和参加革命的历史事实，塑造了湘鄂西苏区妇女的群体形象。红色歌谣表现了湘鄂西妇女与封建势力进行彻底抗争的精神风貌；红色歌谣里的湘鄂西苏区妇女是拥军的模范；红色歌谣里的湘鄂西苏区妇女是拿起枪杆，投身革命的英勇无畏的战士。这些形象记录了苏区妇女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丰富了民间文学中妇女形象的内涵，展示了苏区妇女的精神风貌。     

试论《歌谣周刊》"问题导向" 的编辑思想

《歌谣周刊》不仅进行了“问题导向”的编辑策划 ,而且进行了“问题导向”的编辑实践。     

论苏区红色歌谣的口传史料价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民众秉承着《诗经》以来歌谣的现实主义精神,把自己所熟悉的歌谣形式当作咏物、言志、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段,用歌谣记录各苏区红军将士和民众多姿多彩地战斗生活。苏区红色歌谣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扩红支前、反"围剿"和苏区反封建尤其是妇女解放的宏伟画卷,全方位地、艺术而形象地揭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功绩,反映了这场斗争发生、发展、壮大、胜利的运行轨迹,以及苏区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付出的巨大牺牲。     

钟敬文与歌谣研究

文章主要从“歌谣与古代文学”、“歌谣与诗的关系到现代的歌谣”、“海丰的歌谣和少数民族歌谣”等三个方面入手，介绍了我国现代著名民间文艺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先生在歌谣研究学领域内的独到见解和成就。     

日本上代歌谣命名法初探

通过对日本上代歌谣(记纪歌谣和《琴歌谱》所载歌谣为主)中“振”与“歌”等命名法的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中“行”、“歌”以及“变歌”等的关系,从而说明由于汉文化的传入,日本上代歌谣在由口传到笔录的过程中,吸收了类似于中国乐府诗歌的分类法,对部分歌谣进行了分类和命名。     

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提倡收集整理歌谣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而当新诗被普遍认为缺乏必要的美学质素，写作者们四处寻求解困策略之际，歌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新诗的可能性资源之一。除在理论上把新诗与歌谣的关系作为一个话题加以探讨外，一些写作者也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地借鉴歌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新诗借鉴歌谣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从三种刊物看周作人的早期歌谣研究

从周作人不同时期主编的三种刊物探寻周作人歌谣研究的活动脉络,认为《绍兴县教育会月刊》时期是仅限于个人的兴趣;《歌谣》时期则是五四时期最有意义与影响的民俗学研究之一;而《语丝》时期常与其所特别关注的文明与社会批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别具风采的深圳民间歌谣

深圳民间歌谣是地方文化的一朵奇葩。本文从“多种方言交汇纷(?)”、“革命歌谣气势豪迈”、“深港歌谣密切相关”、“仪式歌谣丰富多采”、“新编山歌引人注目”等方面,多角度地评介了深圳民间歌谣的丰富内涵与艺术特色,既有理论分析,又为了解深圳传统文化提供了鲜为人知的重要资料。     

节日狂欢氛围与歌谣的共——论吴越婚礼歌谣的“狂欢化”特征

婚礼仪式对人进入新的角色有一定的文化塑造作用。在婚礼歌谣中,作为相互邀约手段的歌谣,因为仪式的狂欢化而体现着狂欢的主题。吴越婚礼歌谣中表达的这种狂欢种类繁多,有的表达了身体的解放,有的表达了以“性”的狂欢,有的表达则以语言为主的狂欢。在吴越婚礼歌谣中,狂欢化主要体现在以“性”为描写对象的狂欢化主题;以夸张为重要特征的狂欢化的体语言;以“歌”“谣”结合的狂欢化体裁。通过婚礼歌谣的念诵,可以缓解新娘的不适、思念或欢悦之情,宣泄内心的不安,达到身心的平衡,因此,具有一种“狂欢化”的“叙事治疗”效果。     

当代时政歌谣的社会价值

时政歌谣是民众有感于切身政治状况而创作的歌谣，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某种政治事变、政治措施、政治人物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和态度本文中的“当代”这一概念特指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的一段时期：当代时政歌谣发挥着它独特的社会价值，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助推作用。     

抗战大后方歌谣的阶段性分析

文章指出,抗战大后方歌谣在时间分布上存在阶段性的特征,并对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将抗战大后方歌谣以1940年为界,分为“井喷阶段”和“跌落阶段”,进一步分析揭示出其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文学发展规律的关系。     

中国现代歌谣研究的分类问题探讨

歌谣分类一直是现代歌谣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现代歌谣学诞生之初,学术界就引发了关于歌谣分类问题的讨论。以周作人、顾颉刚、邵纯熙为主的“六分法”、“歌者分类法”和“七情”分类法代表了当时的三种分类理念。他们的分类方法为当时歌谣研究带来便利,但同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些争议促使人们从更客观的角度认识歌谣分类问题,也为后世歌谣分类体系的建构提供参考依据。     

抗战时期大后方歌谣新探——以《新华日报》中的歌谣为例

一直以来,抗战大后方歌谣作为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区域性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文学版图中可视作是全国抗战歌谣的主体.战时,大后方的各大报刊不约而同地登载了大量的歌谣.歌谣这一民间文学形式在继“五四”歌谣研究会征集活动后又迎来了一次活跃的历史时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登载了大量的歌谣,这些歌谣适时地反映了战争的时代性内容,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性、鼓动性、节奏性等语言特征.可以说,作为民间文艺一脉的战时歌谣在抗战时代语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     

文本·表演·权力——潮汕歌谣的文化冲突

文章从文化政治学角度对潮汕歌谣进行分析,着重分析“文本”、“表演”及“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中揭示作为潮汕乡村口述传统的文本之一的潮汕歌谣中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对峙的本质特征。      

新诗与歌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转折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法国诗坛之王”贝朗瑞及其在中国的译介——纪念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歌谣体诗人贝朗瑞逝世150周年

贝朗瑞是法国十九世纪前半叶的人民歌手,王政复辟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歌谣体诗人,曾创作了大量社会政治歌谣,抨击封建贵族和教会。本文对贝朗瑞歌谣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与综述,以纪念这位“法国诗坛之王”逝世150周年。     

论陇东红色歌谣的主题诉求

陇东红色歌谣主要以歌颂革命、歌颂政党、歌颂革命领袖、歌颂革命军队为主题诉求,陇东红色歌谣的歌颂性特征和陇东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密切相关,是一个自发的形成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陇东红色歌谣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思想性、艺术性得到了显著提升,陇东红色歌谣受到了陇东人民乃至其它解放区人民的喜爱。陇东红色歌谣体现了陇东人民借助歌谣的形式抒发自己要求和愿望的努力,这些革命歌谣不但反映了陇东人民的革命意识与革命豪情,而且也保存了陇东地区的自然状况、风俗人情、方言土语等文化资料,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与人类学价值。     

论新文学运动中歌谣征集的模糊态度

1918年从北大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是同“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联系,与“民主”、“科学”相呼应的一场“平民化”活动。“学术”与“文艺”的两极选择反映出社会大众在“民众意识”的思考方面还准备不足,不够深入稳定。     

“歌谣人类学”的“多文本”写作——《侗歌民俗研究》的跨学科意义

民歌在文化中国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侗歌民俗研究》对侗歌及人类歌谣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示性。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歌谣人类学"理论,用人类学视角对歌唱活动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以唱为本",以歌俗为主的研究主张。同时,作者还进行了有效的"多文本"写作,这对人类学田野写作颇有启示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是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是民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呼声,是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公众舆论。歌谣的社会舆论功能,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够实现。魏晋南北朝歌谣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体传播和群体传播来实现的,其具体的形式则有口耳相传、题壁、歌诵传唱和呼告传播等多种。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盛行的歌舞之风等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也促进了歌谣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