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     

保漕与祈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龙神信仰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龙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是导致龙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龙神庙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修建的龙王庙,另一类是民间自发修建的龙王庙。龙神信仰对运河本身和明清国家而言,其功能更多体现为治水与保漕;对地方官员和民众而言,则主要是为了祈雨和教化。由信仰活动而衍生出的众多仪式和传说,在促进信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运河区域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传统的龙神信仰发生了新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     

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的关系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渔民的种种海神祭祀活动,尤其是渔船上神龛供奉的诸神合祀现象等,揭示了海洋渔业生产与海神信仰的密切关系。渔民的海神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即平安捕鱼、多捕鱼、捕好鱼。这是渔民海神信仰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但海神祭祀活动只能是消除渔民的紧张心理,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漂泊于大海的信心与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的经济利益。     

镇水兽与中国传统镇水习俗

受中国传统厌胜思想的影响,古人在治水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镇水习俗。用于镇水的物什多种多样,其中以镇水神兽最为普遍,尤其是镇水铁牛。依靠所谓的神物当然不会达到伏波安澜的治水目标,但古人治理水患的理想和与水患作斗争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弘扬。研究中国传统镇水习俗,对于倡导树立水患意识,开发水文化旅游资源,研究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在明清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笔谈：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特点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李绍强、李修龄试图通过对山东方志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揭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秦海滢认为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虽然明确规定了允许进入正祀、杂祀和淫祀的神。但是，山东各地民众信仰既有在国家规范下的活动，又有自身需要所奉祀的多神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代洪亮以泰山信仰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民间香社与明清山东乡村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香社是重要的乡村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山东范围内，以泰山信仰为主体的民间香社组织非常众多，这些香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     

明清山西公共祭祀活动的社会考察

明清时期，山西公共祭祀活动极为普及，成为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事务，从社会心理活动来看，集体认同是其主要因素，从经济角度考虑，公共祭祀主要为了多方筹资，减轻民力。在举办公共祭祀活动时，国家参与其间，时而支持，时而限制，在政策上表现出时段性与间歇性。     

中华人文始祖的建构——以太昊伏羲氏为例

在太昊伏羲氏已有的研究中存在"太昊伏羲氏是神"的预设,但对于"太昊伏羲氏如何成神"缺少必要的关注。在太昊伏羲氏成神的过程中,文人记述、王朝祭祀、民众信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人记述是前提条件,通过历史化和神圣化两种倾向,文人记述为太昊伏羲氏进入王朝祭祀系统和成为民众信仰对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王朝祭祀是关键环节,通过高禖祀、历代帝王祀等祭祀活动,王朝祭祀促成了文人记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并为民众信仰提供了符合礼制的崇拜对象。民众信仰是决定因素,通过整合文人记述、王朝祭祀、风物习俗等人文资源,民众信仰赋予太昊伏羲氏各种神职,成功把太昊伏羲氏推上神坛,并作为民俗事象传承下来。     

明清时期中国册封琉球使臣与妈祖信仰

妈祖文化源远流长，跨越国界。由于琉球与中国的航路 险恶， 妈祖 信仰也逐渐深入人心。本文就妈祖信仰与中国册封琉球使臣两者关系为出发点，探究琉球妈 祖信仰的情况和源流。并试图从明清时期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祭祀活动，如修祀行香、言神请 封、扶持和建修妈祖庙宇等方面，借以说明中国册封琉球使臣对于琉球的妈祖信仰起到的介 绍和传播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明朝初年,晏公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到全国。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是晏公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晏公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船工、水手则是信仰晏公的主要群体。晏公信仰呈现出信仰群体特定性、信仰区域差异性、信仰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浅论南岳衡山的祭祀文化

南岳衡山祭祀文化起源于先民对山川的原始崇拜,虞舜时期开始最早的祭祀活动,到隋代对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庙祭祀,唐宋朝形成高潮。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活动尤其繁盛。南岳祭祀文化体现了我国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祭祀传统,不仅是南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祭祀由来已久,民间信仰是由社会成员集体自发创造,并由社会成员直接参加的信仰活动,它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唐代长江流域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十分风盛,文章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习俗,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文化差异进行比较、鉴别,探讨唐代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文化传承与社会变迁--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渊源流变

白帝天王曾经是湘西社会众多神灵信仰中较为典型的一种①,为苗、土家和汉等族人民所崇祀。有关神明来历的传说纷繁复杂,从明清方志资料记载以及民间神话传说来分析,白帝天王信仰是湘西社会对宋以来凸现的新的社会力量的敬畏,同时又与白虎廪君崇拜有着某种潜在的文化传承。     

明清时期雁北地区的龙王信仰与民俗活动

明清时期,雁北地区龙王信仰的兴盛展现了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显示出这一时期社会环境变动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对该区域龙王信仰兴盛缘由、分布区域和相关民俗活动的探讨,对研究该区域环境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庙会文化中的和合精神1--以关陇地区传统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是举办方与参与者依某寺庙场地,怀着敬畏之心而共同建构起来的具有信仰性思想情感为基础的文化活动,内中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庙会祭祀是一种和合的表现。人们祈望通过祭祀祈祷的方式,将矛盾冲突协调化解,实现人神天地新的融合。庙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敬畏倾诉的平台,体现了民族传人循礼遵规的道德情怀。传统庙会为民众提供了多种愿景实现的文化场域,是一种地域生活的“和合”。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庙宇、神像、香火:诸葛亮祭祀的泛民间化——明清时期四川武侯祠、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原因

武侯祠、庙是三国末期以后为由巴蜀而荆襄进而普及到全国的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宇。明清时期四川武侯祠、庙大量涌现,官民共祭,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地理现象。武侯祠、庙不仅是各地统治者教化民众的工具,也是民间百姓对诸葛亮信仰认可的表现。本文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阐释明清时期武侯祠、庙在四川地区的分布状况及影响因素,揭示出武侯祠、庙的分布差异及其与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明,对诸葛亮的祭祀与崇拜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经深入到城乡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中国民间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诸葛亮在中国历久弥新的深远影响。     

明清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及水母祭祀圈思考

形成于宋金时期的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在明清两代达到大盛,并借助神亲链形成了水母祭祀圈。这与当时晋水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人口增长,以及造纸业发展导致的用水紧张、村际关系恶化有密切联系。水母信仰同以张郎为例的个体村落水神信仰大异其趣,后者发挥的作用多是证明自身水权的合法性,目的是争夺水权;而水母信仰更大的作用是协调村际用水矛盾,维系、整合整个晋水流域。水母信仰覆盖整个晋水流域,并借助神亲链发展成为了祭祀圈,成为晋水流域一种文化认同,对和谐村际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明代前期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淮河流域在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致力于恢复和重建这一地区的措施和优惠条件的激励，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农业、副业和商业经济等方面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作者认为，绝不能因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整体性衰退，就否认明代前期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的客观史实。作者最后还提出了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真正衰退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即１５世纪末、１６世纪初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