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与儿童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是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翻译领域,但很少有人用它来解释儿童文学翻译.通过这个新视角对儿童文学翻译作尝试性研究,指出接受美学可以用于研究儿童文学翻译,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

中国儿童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萌芽,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其儿童观与文学观的树立,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其发生过程中,启蒙思想始终推波助澜:政治和人学思想的变革推进了对儿童地位和特性的深入发掘,美育理念的推行则催生和强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性.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担当着启蒙的重任.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际遇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在五四时期享誉全国,而且在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建设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可是在20世纪20到7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并没有沿着"周作人的方向"发展下去,而代之以"现实的方向"前行.造成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悲剧遭遇原因是:个体优先与群体本位的矛盾、娱乐游戏与传统教化的对立、西化儿童观与传统儿童观的冲突.     

论现代性视野中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

五四时期确立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发轫,它既基于成人与儿童的"二分"式想象,同时其本身也表现、制造和强化了二者的分离。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本位论,从儿童身份的本质论界定、儿童学作为方法论基础以及儿童天性与文学教育之关系等维度赋予了这一理论以普遍性内涵。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既是救赎,也是枷锁,应将其历史化、对象化。其前提性假设亦应引起我们的批判性反思。     

论中国儿童文学审美现代性的确立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儿童本位”的理论收获,本文从“五四”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风貌入手,来考察其现代性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创作中的“新质”主要表现为自然美、情感美、游戏美以及洋溢着浓郁的“幼儿味”,格调优美,在形成中折射着“五四”文学的时代光影,并受到外国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创作中对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双重注重,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初步确立,但其创作实绩未能达到其理论倡导的完美境地。     

基于儿童本位观论儿童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的选择关乎着译作对儿童的影响,也关系到儿童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态度。正确的策略选择会促进翻译实践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源源不断地为儿童提供好的作品和阅读体验,增强未来一代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在引介外国优秀儿童作品的时候,唯有基于儿童本位观选择翻译策略,注重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融审美性与娱乐性为一体,才能让儿童在轻松愉悦中获得较好的阅读体验,从而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和培养创造力。     

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价值

从投身文学到生命的终点,鲁迅的翻译工作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个性之突出,都应该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上浓重的一笔。与其他译者相比,鲁迅的翻译特色是明显的,其翻译模式对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从翻译的意图、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方法等几个角度出发,对鲁迅的翻译思想与价值进行了剖析。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儿童文学之路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儿童文学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第一是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支坚强有力的队伍,使儿童文学真正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蕈要一翼;第二是儿童文学逐渐摆脱了对成年人文学的依附与追随.而走上了艺术独立之路.就是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和转变;第三是从80年代作家的启蒙主义市场,到90年代的个性化艺术,到新世纪读者为中心的写作取向,儿童文学的内在性品质经受到了多重考验.     

从翻译目的论看儿童文学翻译--以Charlotte’s Web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翻译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对《夏洛的网》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的对比分析．旨在引起学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和重视。该研究发现,这两个译本都非尽善尽美。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在理解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努力提高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质量,进而更好地服务儿童。     

传媒时代的儿童文学创新与传播

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作为现代文化权力中心的大众传媒裹挟着商业意识、消费意识、娱乐意识对儿童和儿童文学形成了包围之势,儿童文学的传播在传媒时代面临着重重考验与挑战.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生产处于起始阶段,决定了文学传播发生的可能及顺畅与否.作为文学传播起点的作家应关注传媒时代儿童的成长及其内在需求,构建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在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上大胆探索,追求文体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为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向儿童、走向世界作出贡献,让儿童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其自身价值.     

从叙事视角和视域融合看儿童文学作品中风景描写的翻译

从叙事学出发,以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绿山墙的安妮》为例,探讨叙事视角对儿童文学作品中景色描写的翻译的影响,由此证明,儿童文学翻译结果只有遵从叙事视角理论,并与儿童视域的融合才是最有效的翻译.     

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

在启蒙国民的过程中，梁启超将文学与儿童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翻译小说与歌谣塑造出冒险、自治、爱国的少年新国民。儿童作为国民被发现，儿童读物的体裁、题材、观念都由此发生了变化。儿童、文学、政治紧密相连，带来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端，     

论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 ——以《夏洛的网》中译本为例

语言的意义表达依靠语境.文学作品翻译除了受语言语境影响,还受非语言语境各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文学翻译的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构成翻译过程的内在困境:成人译者在翻译时很难做到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恰如其分地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语言情景等,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因此非语言语境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格外凸显.结合功能对等理论,通过对任溶溶先生翻译的E.B怀特小说《夏洛的网》的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从文化背景、情景场合及人物主观因素三大方面探讨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及解决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对立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论纲要

儿童文学价值论是运用价值论的理论方法开展“儿童文学价值”的理论研究。“儿童文学”以儿童主体的内在尺度为特征,儿童主体自身的结构、规定性和规律决定了作为客体的文学的具体形态。作为客体的儿童文学是为了儿童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我国儿童文学价值现象的普遍性、价值命题的典型性、价值建设的时代性与儿童文学价值论的专门理论研究的欠缺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都在强化其民族身份研究的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基于自身文化立场的系统的价值论更显得基础而迫切。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具体包括：中国儿童文学价值生成与价值观念系统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价值创造与功能系统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价值实现与批评价值体系研究、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价值论等。中国儿童文学是一个综合价值系统,还包括儿童文学多重价值主体、多元价值类型、儿童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价值意义及其作用机制等现实论题。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起点,它们之间互为联系、影响、呼应。"五四"观念上的变革、理论上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推动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的建构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深入的交互。"五四"儿童文学从理论、创作到编辑出版,逐步地完成了它在发生期的成长历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也与主流的文学话语、机制密不可分。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体认及其效应

与近代相比,“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不仅把它当做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和别致的审美对象。在前驱者看来,文学翻译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新文学发展具有恒久意义的重要工程。翻译文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多种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论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

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拓荒意义的重要成果,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在于以儿童身份的确认作为创作的目的,其创作文本在主题和形式上表达的是真正的儿童意识、儿童声音以及儿童权利。陶行知通过完整的儿童世界的审美书写对儿童作为人的意识唤醒的行动推进,是从根本上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建立其独立的人格,是作家站在文学创作立场上对于儿童童年精神的一种艺术传达。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是陶行知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同质异构的两翼,共同构筑了其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和特色,从生命、人生的角度看待童年,其笔下建构的理想儿童含蕴了为现代中国寻找健全人性的文化理想。     

论晚清至三四十年代的儿童科学文艺

晚清的儿童科学文艺处于萌芽期,以科学(幻想)小说译介为主,目的在于改造中国人的梦;五四崇尚科学与儿童本位,儿童科学文艺却陷入相对的沉寂期;三四十年代这一文学类型焕发出新的生机,以科学小品为主的科普类被用于应对现实危机。本文突破以往对晚清和三四十年代的“隔断式”研究,打通三个时期间的时空闭锁,从而揭示其完整演变轨迹;同时打破学界对五四儿童科学文艺保持的沉默,对其文本和理论进行初步的钩沉梳理,从前人忽略的“空白”中解读出丰富的意义。对不同时期儿童科学文艺的本质特点、内外根源及各时期之间运演规律的探究是本文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