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征引《诗经》分析

《文心雕龙》中征引《诗经》有80余处,但文学界研究《文心雕龙》与《诗经》关系的文章很少。本文针对这个以往文论界较少关注的问题,将《文心雕龙》中征引《诗经》的部分摘出,以再现刘勰对《诗经》的高度赞颂和深入研究,并揭示刘勰大量征引《诗经》内容对纠正南朝不良文风的重要意义。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物色》篇札记

文学理论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是从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离开了文学的创作实践,不可能有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古今中外有建树的文学理论家,无一例外地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十分重视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从大量的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和概括出文学的基本理论,指导和推动文学创作活动。刘勰的创作论之所以可贵,具有不朽的理论价值,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刘勰讨论创作,很少空发议论,泛泛而谈,他总是从创作实际出发,根据历代作家作品特别是优秀作品的不同情况,进行深入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探讨,从而概括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物色》就是联系《诗经》·《楚辞》以来的优秀作品,来探讨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的一篇力作。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刘勰对文学创作涉及到的有关问题,诸如观察、描写、革新创造以及典型化等等,也都进行了具体的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简论李调元《诗话》——《李调元诗话评注》序

我们的伟大祖国,向来被人们赞誉为诗的国度,早在先秦时代,《诗经》和《楚辞》就为我国的诗歌发展奠定了优良传统.随着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诗歌创作百花竞艳,诗歌理论批评也异彩纷呈,蔚为壮观.钟嵘的《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明诗》和《乐府》,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都是著名的诗学论著。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以诗话形式论诗的著作又不断涌现,至清代而形成高潮。据统计,清人诗话多达三四百种,这是一宗丰富的诗学遗产,值得深入发掘;然而截至目前为止,除少数几种有校注本而外,绝大多数还没有整理,从这一意义上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从礼乐文化视角对刘勰乐府理论的审视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乐教"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文心雕龙》中有明显的体现,这集中反映在《乐府》一文之中。在《乐府》中,刘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音乐观,表现出对雅乐的推崇与对俗乐的排斥。我们对刘勰音乐观的理解必须置于"礼乐文化"的背景之下,如此方能理解其乐府理论的内涵。通过对此篇的分析,我们发现刘勰所推崇的音乐观,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相须以为用"的礼仪用乐土壤,强调音乐所具有的政教功能,是对先秦音乐政教功能的继承。     

《神思》篇主旨辨析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第一篇。刘勰在详尽地论述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要求和特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和特点时,首先就谈神思,可见,《神思》篇在整个创作论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范文澜同志说,《神思》“为提洁纲维之言。”(《文心雕龙注》)是深知作者之用心的。从《神思》篇的内容来看,可说是一篇创作论概论,创作上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几乎都有所论及,而且不乏精辟的见解,因此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认为是“研究刘勰整个创作论体系的一把钥匙。”(《文心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试析南朝文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论——从刘勰的“雅”观念谈起

南朝文学批评中关于雅俗问题的讨论相当深入,其成果对后世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时期文学中雅俗传统互化的理论进程自刘勰发端,通过沈约、萧纲、萧绎、钟嵘等理论家的不断推进并由萧子显最终完成。      

舞曲乐府诗的文体特征探讨

舞曲歌辞是汉唐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类别，与舞蹈艺术结合，是其有别于其他类乐府诗的重要特征。在舞曲创作背景、表演情境的影响下，大多舞歌文本重叙述事件、描写场面，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其语言具有指向受众的内在要求。同时受舞曲来源影响，舞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民间歌舞的色彩，呈显雅俗并存状态。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论李东阳《拟古乐府》诗的艺术创新

<拟古乐府>是李东阳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李东阳在拟古乐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被时人或后人所称赏.他的拟古乐府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且在艺术造诣上较之前代有了很多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诗史手法,名语迭出;二、奇旨创造,不蹈故常;三、内取达意,外求合律.正因为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对明代乐府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赋“惊听回视”说——从文化隐喻到语法隐喻

刘勰论比兴时言赋有"惊听回视"之效,即比兴为之因。古人对"喻""隐喻"早有论述,随着今天语言学理论的充实发展,运用当今认知隐喻学的理论,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很好地解释汉赋"惊听回视"之说。汉赋与汉礼之间构成了文化隐喻,"赋"名、名词铺排与篇章则构成了语法隐喻。文化隐喻与语法隐喻在语篇中又影响了汉赋"讽谏"风格的形成,并且构成了汉赋的"结构美"与"空间想象",实现了虚与实的完美结合。     

刘勰生年新考

刘勰生年,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通过挖掘史料并运用内证外证相结合的方式辨析稽考,刘勰当生于南朝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主要提出者是刘大櫆,它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理论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