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作家宋懋澄的散文创作

宋懋澄的散文成就非凡,题材丰富。其内容大致分为四类：记游、记梦、记事、记物。记游散文如同泼墨写意,游踪清晰并时有掌故逸闻点缀其间;记梦散文带有述异色彩,旨在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记事散文主要写自己屡试不第的怅惘和对他人金榜题名的欣羡之情;记物散文借物抒发对烈士与游侠精神的无限憧憬。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晚明文学家张大复四考

晚明苏州籍文学家中有两位张大复,一为吴县人,一为昆山人,两人的文学成就各有所长,而部分著述将两人混为一谈。一些辞书认为昆山张大复有二子,并有贡生功名,皆误。吴县张大复创作的戏曲作品应为传奇二十九种、杂剧六种,其中杂剧均佚,传奇传世者为十一种及少数残曲。吴县张大复的姓名字号是:姓张,名彝宣,字大复,号寒山子,而当今相关著述对其姓名字号的表述几乎无一完全正确。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明代任瀚诗文初探

任瀚是明代著名蜀学家,也是嘉靖八才子之一。任瀚的诗文复古汉唐、慷慨雄奇,别具特色,应在明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明代科举制与八股文评价述论

科举在明代达到空前完备,科举选才、授官一体化造就了大批人才,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对当时社会影响深远。然科举最终走向末路,在清末不得不废。自科举废除后,学界对历行1300年的科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科举定性及明清时形成的科举考试文体——八股文的认识与评价,始终成为科举研究经久不衰的热点,学者争论最烈,分歧最大。梳理明代科举研究脉络,可对科举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简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宋代"论学"渊源述略

论是宋人擅长使用的一种散文文体 ,也是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之一。当时人们就对其进行了充分研究 ,并形成专门的学问──论学。在宋以前 ,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到南北朝时期 ,不论是文本创作 ,还是理论认识 ,都已臻成熟。在科举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 ,论曾被纳入到考试文体行列中。初唐后期 ,论主要用于进士科 ;中晚唐时期 ,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并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影响很大。本文主要对宋代以前论的发展情况及其进入科举考试的过程予以考察和梳理     

晚明松江士人冯时可考论

冯时可是晚明松江文坛著名学者、诗人。冯氏勤于耕耘,富于著述,仅诗作即达二千余首。然其生平、著述至今语焉不详,后人对其诗文创作褒贬不一,誉之者称其为诗坛“中兴五子”之一,为天子养士气、生士色,于世运功莫大焉;抑之者指其卑靡蹿驳,无一赞语。文章对其生平、著述进行了详实地考辨,通过考辨指出,冯时可诗虽不能成家,但在吴中文坛仍是一位极具影响的诗文大家,甚至在晚明他也是一位较有影响的学者。其诗文创作是那个沧海桑田时代的形象注脚。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从认识论角度看宋明理学的哲学突破

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通常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意识和传统,其实中国古代哲学中并不缺乏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全体的讨论,这一问题意识在宋明理学中得到较为系统化的体现,而且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家最有哲学创见的地方.随着宋明理学的演进和发展,古代哲学中主客一体、心物不二的认识论基调得到不断的强调,表现为层层递进的理论发展形态.禅宗的心佛不二观和李翱的"复性"论,为宋明理学的认识论提供了理论准备;周敦颐和邵雍是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奠基者,周敦颐由"诚"贯通太极一人极,邵雍因"观物"提出了宋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但没有深入探讨;张载和程颢由"大心"而"定性",其"体物"与"体贴"的认识对象与认识方法奠定了宋明理学认识论之基本问题框架和讨论方法;程颐和朱熹由"理"而"心",通过讨论"格物"达到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认识论由"心"到"意",突出了对心物不分的讨论和论证,是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王畿、刘宗周由"意"到"几",实现了认识论问题中对"心"之困境的最后突破,也达到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极致形态.通过哲学分析,可以看出宋明认识论史上存在着两大中心议题与理论特色:一是从周敦颐提出"诚"为"太极一人极"认识论的中心,到刘宗周重"意"的"诚一意"认识论圆环;二是朱熹、陆王关于"格一物"的认识论圆环.总而言之,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哲学突破,是在这两个理论路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论宋代都市文化与悲剧词人柳永

通俗文学的先驱柳永,是一个试图以自然天性突破理学束缚的才子。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柳永的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但作为普通文人情感欲望的集大成者,柳永代表的反抗制约者的美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他在反抗理学制约时的悲剧心理,在宋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美学思想潮流中,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典型意义。     

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宋代目录学研究之三

以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目录<郡斋读书志>、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为考察对象,总结其图书分类、著录内容、著录方式的特点,突显其目录学贡献,推演其作为目录学名著成为后世撰述之式的原因所在.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