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智能舆论场

无论是反映论舆论观还是媒介主义舆论观都有内在的冲突性和不适性,难以对复杂的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智能技术宏观上从场边界消解维度和场边界再融合维度重塑舆论场边界,微观上从智能功能延伸维度和智能功能性联结维度重塑舆论形态。为了规范智能舆论场,必须用法律保障各种智能舆论主体平等的传播地位;既要加强主流媒体传播力建设,又要加强自媒体传播力建设,不断提升舆论质量;加强智能技术伦理与法规建设。     

强势传播与柔性传播:对外传播的新向度

在传播中,通常仅仅以传播的主体和媒介形态将传播划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等。而换一种视角,从传播的行为取向和施力程度不同又可将文化传播分为强势传播与柔性传播,这是一种新的传播向度。强势传播则具有传播取向的扩张性、传播方式的直接性、传播行为的主动性、传播意图的明指性等特征;柔性传播具有方法的含蓄性、内容的曲指性、行为的内敛性、目标的暗指性等特征。强势传播和柔性传播各有优长:强势传播可析出"有的放矢"、"反客为主"、"多管齐下"、"与时俱进"等途径;柔性传播可分为"抛砖引玉"、"他山之石"、"绵里藏针"、"求同存异"等策略。     

旅游地形象的传播策略初探

从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传播系统的三要素———传者（ 传播主体） 、信息与媒介（ 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 和受众（传播对象） ,以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策略为依据,以旅游地的地理空间特征为实施策略的基础,探讨形象传播的一般策略,总结和提出旅游地形象传播的可操作性方法     

韧性传播与间歇传播:国际传播的新视角 ——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为例

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等区分,是传播学中以传播主体和媒介形态作为分类标准的惯常尺度。换一种方式,从传播过程或者是活动的时间取向上可将传播分为韧性传播和间歇传播,兹为一种新的传播向度。韧性传播具有语言交流的本土性、传播过程的连续性、传播行为的持久性、目标的稳定性等特征。间歇传播含有语言沟通的便利性、传播过程的间隔性、行为的非持续性、目标的相对灵活性等特点。韧性传播和间歇传播优长互补,具有通约性。韧性传播可厘定“一以贯之”、“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等途径。间歇传播可析出“以逸待劳”、“张弛有度”、“曲径通幽”等策略。     

成都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以英语出版物为例

成都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策略调查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成都民俗文化英语出版物现状调查为切入点,针对当前成都民俗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现状,建议在成都市国际传播中,实施＂控制主体整合、特色内容分析、市场受众分类、多元媒介利用、综合效果塑造＂的基本策略,将＂包容与竞争、休闲与忙碌、沉淀与潮流＂和谐共融的成都民俗文化特色传播给世界。     

解决中国农民阶层传播弱势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解决当前农民阶层的传播弱势地位问题，需要构筑“以农民为本”的新农村传播体系。构筑这一体系有三个基本支撑点：在媒介结构优化上，重点发展农村电视和网络媒介；在媒介定位与传播资源分布上，以农民社会阶层作为目标受众，优化传播内容；在社会阶层媒介利益表达上，构建以农民为传播主体的大众传媒利益表达渠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重新构筑新农村传播体系，目标是在重视对农村传播的基础上，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的传播机制。     

中国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现状初探

本文以绿色音乐为线索,以中国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为主体,选择绿色音乐(生态文化)+媒介传播(生态传播)的交叉模式,以一种历史的、全球的眼光对绿色音乐的定性及媒介传播的价值进行一定梳理.同时,从传播媒介形态及特征、创作主体和传播策略、内容表现、受众接受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审视中国绿色音乐的传播现状,并分析其现实特点,反思存在的问题,从而在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视域中探寻新时代的传播优化之路.     

文本诠释学视野下微信政治传播功能建构研究

传统媒介环境下,政治传播具有典型的“控制论”色彩,政治文本在政治主体、大众媒介与受众之间呈现为单向的信息流动过程,政治主体在政治传播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微信是一种偏向关系传播的新媒介,虽然在概念层面上具有“元传播”的特征,但在社会现实维度难以找到实践的根基。尽管微信空间中生成了新的政治传播格局,但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政治传播模式并未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微信空间放大了主客体二元对立政治传播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本文从文本诠释学角度考察微信政治传播困境以及功能失调问题,将微信政治传播理解为文本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以文本为核心概念,以理解和解释作为文本诠释的本体论,从而试图构建微信政治传播功能的“视域融合”。     

个体传播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传育的时代命题

人是天生的传播动物,也是最善于利用媒介的动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传播人。只不过,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传播的权力与责任以及传播的权利与义务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垄断了传播权,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夺了传播权,日渐沦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受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传播主体的全面回归创造了条件;而到了数字时代,每个人都有条件成为集传、受于一体的电子媒介人。电子媒介人的全面崛起,打破了过去那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统天下的传播格局,也使普通大众作为传播主体的意识开始觉醒。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人不仅成为新的认识主体,也成为新的实践主体;不仅成为新的生产劳动实践主体,也成为新的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和新的伦理实践主体。作为新的传播主体,以电子媒介人身份生存的社会公民的主体觉醒及其主体地位的回归,使传播素养的自觉提升成为每个人的人生课题;而要使数字环境下新的传播道德构建成为每一个传播主体的伦理自觉,就必须重视传育这一事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时代命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传播空间和场域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必须在原生态或传统生存土壤中才能获得成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支撑和更为广阔的传播平台。网络集拥有影、音、像的新媒介于一身,全面立体地调动起人们的视知觉,达到了全方位的融合性的展示效果。虚拟空间、场域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可同时进行直接和实时的交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变得更高效。文章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空间及其存在的文字、图像、音响、影像形态、网络场域及其存在的各种形态的分类组合,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传播形态主要体现为人内、组织、人际、群体、大众五种传播形态,以及在媒介、社会、文化空间、场域中的传播。     

新闻真实:数字空间中的挑战与对策

新闻及其价值体系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国家传播学理论建构的核心范畴。在数字媒介环境下,重新认知新闻的属性,阐释新闻真实的内涵,对于提高国家传播的效率,改善媒介生态,拓展国家传播的全球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研究认为,新闻是一种人类基于新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的信息生产与消费行为;新闻真实是保持国家新闻传播秩序化的重要前提;新闻真实存在时间、空间、领域与主体层次差异;共时与历时、相对与绝对、过程与结论、部分与全面、现象与本质、普遍与领域、客观与主观、个体与社会、性质与层次以及国别和度量,既是新闻真实的传统范畴,也是数字时代面临的严峻挑战;发现真相,保持叙事立场的客观、公正,既是新闻传播的理想追求,也是国家传播的应有境界。     

从全球性事件报道看我国电视财经新闻的国际传播力——以央视《直击华尔街风暴》与“世博会报道＂为例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力成为我国媒体参与国际竞争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电视财经新闻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新闻类型,其国际传播力的发展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从提升内容覆盖能力的媒介技术与资源优化配置,到提升有效传播能力的创新形态与媒体品牌,再到提升效果正面化能力的语态创新与信息加工,我国媒体已经积累了许多提升国际传播力的有益经验,已呈现出覆盖范围更广、新闻策划化、新闻本土化等有利趋势。     

问题广域与智能培育:2018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从引发、颠覆、重塑、变革的逻辑关联视角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纵览和梳理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舆论场域纷繁复杂的舆论生态、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发展态势、传媒产业高歌猛进的发展趋向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在百年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节点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研究认为,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问题广域与智能培育并行的发展面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不断深入且价值意义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优秀成果的精髓,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学科建设、业界发展、学界研究、传媒教育等方面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必须深入体会、牢牢坚守、主动贯彻;媒体融合在经历了“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媒体融合初级阶段尝试后,媒体融合的版图格局逐渐从中央下放至县区,助推县级融媒体建设,巩固基层主流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新闻伦理培育和规范在智媒技术勃兴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乱象丛生,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解和贯彻日趋深入,中国传媒规制日趋成熟和传媒生态管理手段日益多样化,同时,媒介自律和他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在助推中国传媒伦理格局和生态朝着积极良性方向发展;媒介赋权下舆论引导呈现双重景观:舆情引爆成本不断降低,舆情监测技术渐趋成熟,技术发展之盛并不代表舆论引导效力之强,舆论引导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对舆情分析和处理专业化人才的资源优势占有能力;知识付费消费业态的兴起,使得传媒版权保护日益成为焦点话题,新媒体时代下的版权保护既有植根于传统版权保护顶层设计中的理论精髓,也有新媒体时代下的特性和差异,既要看到顶层设计对版权产业规范发展的政策倾斜和版权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效益和文化价值,同又要看到版权产业发展中的规则机制细化不到位、版权监管执法难落地、版权产业专业人才培养有差距等问题,形成一套新媒体时代下的传媒版权保护新机制;传统媒体转型的步伐从未停止,在变化中求生存,在转型中求市场,把握“变”与“不变”的平衡,也是传统媒体在面对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和培育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求中需要把握的一个经营理念的动态平衡;“育新人”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育时代命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指导地位,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和复合型能力的专业化新闻传播人才是完成“育新人”时代使命的基本遵循;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也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微选题、厚积累的发展态势;镜鉴历史,积累经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恪守初心,面向未来,反省自身才能提升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质量和研究高度。     

媒介融合：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媒介融合作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势,必然成为21世纪传播学界研究热点之一。首先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融合的定义,提出作者自己对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解。随后梳理了学术界在该选题上的研究现状,分析其多元研究视角,供今后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论网络场域下的社会交往

场域理论是社会学术语,是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支撑力量,文章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研究为手段,以当前网络建设为基点,通过交往媒介的应用,建构网络场域教育规范。分析、评定网络场域弊端,并探索网络场域下的交往教育,最终把科学的网络场域交往模式运用于社会实践的管理当中,以切实提高网络教育的实效性,创新网络教育的研究方法和资源管理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网络场域下社会交往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新媒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传播载体转向了“数字媒介”,使其传播方式也向数字化传播转换。新媒体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呈现感性化、个人化特征。与此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对象也成为了传播主体,个人获得了传播话语权,这将导致重建大众化传播秩序,使传播内容由“宏大叙事”向微型化转变,传播方式也由“灌输”转向“对话”。     

媒介传播中的“效果断裂”现象研究

媒介的效果不仅仅是媒介与受众、媒介与效果之间关系问题,也是媒介的效果与效果之间关系的问题.从媒介—效果间性向效果—效果间性(inter-effectuality)的转换视角,要求加强对媒介传播中“效果断裂”的重视和系统研究.传播的效果断裂具有表层效果模式、潜在效果模式等典型的运作表现形态,与媒介的潜功能、受众主体非一致性具有重要的机制关联,具有构筑维持文化稳定的“文化安全阀”、缓冲文化传播的强效果、生成和维系“隐性意见”等社会文化功能.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化媒体时代发展以来,国际传播关系与全球传播格局也随之发生历时性变迁。在Twitter这一全球性公共传播场域中,各国媒介机构形成了紧密联系的线上社会网络。其中,发达国家的媒介机构仍在国际传播关系上占据优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机构也在通过策略性的社会化媒体实践突破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除了所在大洲的发达程度外,社会化媒体使用程度也对各国媒介机构在该网络内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体现地理接近性和文化接近性的国家因素能够显著预测媒介机构之间的双向链接关系。中国在Twitter上的跨国化媒介机构账号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三,但在整体的社会资本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表明中国在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党政机构微博在突发事件中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及策略

党政机构微博作为政务微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突发事件中的传播效果主要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和传播对象等因素的影响。提高党政机构微博对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效果的策略有：提高传播主体的公信力;重视传播内容的陈述方式;借力多种媒介联动传播;加强传播技巧的培训和学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