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陶渊明在元代的接受探析

元代对陶渊明的接受从多方面显现出来。元曲中陶渊明成为广泛援引的创作题材,“和陶”在元代文坛成为一种非常普泛的文化现象,而在元代诗论家们的评介体系中,陶渊明也高于谢灵运而广受推崇。这与元代诗风朴素、自然,不尚文采的时代审美风潮有关,也与缘于元人尚隐的心理基因。     

论元曲精神的形成及流布

关于元曲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因子的思想渊薮、道教氛围、自然环境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铺垫了元代文学的根本背景,亦使其前后期、南北方风格迥然不同.现试图将元代文学回到它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中来阐释其精神及其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从而对其风貌进行勾勒.     

从元曲看元代文人的心态

读过元曲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元代文人的言行、心理与传统文人有所不同。是的,元代这一个特定的时代造就了一批特殊的文人,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心态。对此,我们不妨结合元曲作品作一些具体的考察。也许,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元代社会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元曲作品的进一步理解。佯钝装呆与清醒深层的思考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又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     

元代隐逸散曲小令审美特征略论

元代文人在社会地位的下降与经济生活的困窘中,普遍以出世隐逸为主题创作散曲小令。与宋人隐逸体裁词相比较,极力消解儒家治平思想和士人责任,否定入世生活中的个人价值,改变"怨而不怒"、"怒而不伤"的传统诗美规范,成为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新特点。而作品结构的程式化、抒情手段的趋同性,以及文学意象的雷同,则限制了元人对宋词理趣创作传统的发扬,使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理趣感受弱化。     

小山曲中怀古作品浅析

自汉魏以来,怀古咏史成了各种文学体式中常见的题材,散曲亦然.元代知识分子处于蒙古贵族暴虐的昏庸统治之下,从"士"的地位沉沦于社会的最底层,心中充满莫名的悲愤与绝望之情.小山曲中的怀古之作,就是挣扎在这一桎梏下的元代文人心态的典型地展示.这种心态,促使他们将对历史与现实、个体命运与社会前途乃至整个宇宙紧密地结合起来,集中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诉求.研究它不仅对认识元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意义,而且对元代思想史的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元曲作家的城市经历与元散曲的“反城市”文化倾向

城市既是元代散曲作家的生存空间,也是他们重要的审美观照对象.较之唐宋文学,元曲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的"反城市"文化倾向.元散曲作家采用远距离聚焦的态势现照城市,以乡村为本位,总结历史教训,对城市文化的弊端进行强烈而尖锐的批判.他们对城市的观照态度,暴露了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表现方面共同具有的"先天性"缺陷,同时也折射出被边缘化的城市生存困境.     

《楚昭王疏者下船》两种刊本比较——兼谈臧懋循“当行”理论在杂剧剧本改编中的体现

<楚昭王疏者下船>是元代郑廷玉的杂剧之一.该剧现存的元代<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和臧懋循的<元曲选>本在曲文和情节上差异很大.臧懋循"当行"理论应当是造成元杂剧不同版本之间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适于舞台搬演、迎合观众好恶、创造感动观者之魅力应当是<元曲选>本对元刊本改动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点在<楚昭王疏者下船>的两种刊本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本文拟对此剧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及<元曲选>本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臧氏"当行"理论在杂剧剧本改编中的体现.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元曲四大家”之说探源——元人评元曲

"元曲四大家"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称谓,人人皆知其为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但是,这一称谓是怎样形成的?本文试图从"元曲四大家"的源头入手,客观呈现其起源的多元复杂性,从而更加清晰地了解"元曲四大家"这一说法的来龙去脉。笔者依次还原了元代贯云石、周德清、杨维桢的观点,通过他们的不同评论话语及评论标准,透视不同的曲学观念,力图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     

试论元人元曲批评之目录体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代文学以元曲创作的高度繁荣为特征,元曲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看都占据了元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进而成为“一代之文学”。然而与繁荣的元曲创作相比,此时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元曲理论。理论著述仅见于研究歌曲与演唱的《唱论》,论制曲与曲韵的《中原音韵》,记述作家、作品、艺人并略加评论的《录鬼簿》和《青楼集》。另外还有一些象胡祗等在一些文集中专论元曲的序跋。不过,我们在研读这些理论作品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有关元曲的理论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目录体”。那么何谓“目录”呢?照现代汉语…     

元诗文献新证

一度曾比较普遍地认为,元代已至近世,诗人与诗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收集得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版本是否完整。通过《全元诗》的编集,我们的体会是:元诗文献研究,并不只是体现在收集、汇录、整理,也就是说,其研究成果并不只反映出一个数量问题,其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单纯的保存文献。对文献的辨析考证,是其立足点。正因为缺失了这个环节,使得以往的元诗研究的进展步幅不大。新的元诗研究从文献的辨析考证起步,才拉开了与前人研究的距离。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     

元末玉山雅集研究综述

元末玉山雅集为元代文学史上一独特文学景观,对元以后文学乃至文人生活观念、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以来,玉山雅集研究经历了由冷渐热的过程:1980年以前是冷寂期,1980-2000年为奠基期,2000年以后为蓬勃发展期。这三个研究阶段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玉山雅集兴盛和衰落原因、集会和参与者数目统计、创作特色和影响、文人处世态度和艺术精神的评议以及雅集主人顾瑛的个案研究这几个方面。玉山雅集研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可开拓的空间。     

明清文人元代诗学观之考察——以胡应麟、顾嗣立为例

元代诗歌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上接唐宋,下启明清。明代胡应麟和清代顾嗣立对元代诗学批评贡献最为显著,其诗学批评思想和研究角度对后世研究者的影响极大,目前元代诗学研究仍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对其研究可为我们提供认识角度和诗学批评资源。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

~~宋元小说话本志疑@傅承洲$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中国北京100081~~~~~~     

元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上承元杂剧余绪,创作了一些颇为优秀的作品,这既可见出当代文学与元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又为研究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

过去往往因《三言》、《二拍》成书于明代而将其视作研究明代历史的史料。其实《三言》、《二拍》中一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是可作宋代史料使用的。宋人话本并无原始的宋本传世,现存的多系元明时期刊印,故后人的窜改就势不可免。《三言》、《二拍》中若干取材于宋人话本者,往往成为宋元明三代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的杂烩,这是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笔耕》佛教词语校释

《桂苑笔耕集》记录了唐末不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保存了许多我国正史失载的原始材料,是今人研究晚唐历史和晚唐文学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华书局出版了党银平先生的校注本,其中的校注偶有可商之处,文章考辨了几个佛教词语,以希能为该书的再版修订提供参考。     

元杂剧北方游牧文化生命价值观探析

元杂剧是元代文学的象征,它作为汉文学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朝代,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会在元杂剧中留下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生命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打破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以及宋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生存理念,生命主体受到关注,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北方游牧文化不断为中原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