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目的?——基于克拉克教授《高等教育系统》的思考

伯顿·克拉克教授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关于大学目的的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仍具有批判价值与借鉴意义。结合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经验,从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与“追求真理”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组织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解读大学目的,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不无裨益。     

改革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其后效与大学英语教学

为了适应新的形式，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已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了正确认识考试改革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关系，同时了解学生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新要求，本文对改革后新题型考试的后效做了一项问卷调查。依据调查结论，笔者进一步分析了“教学要求”、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学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提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四级考试的后效，努力推进教学改革，重视学生听、说等综合应用技能的培养，朝“教学要求”所规定的教学目标努力。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改革是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进一步提高课程效益和教学质量，还需认真解决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深层问题，科学处理教改的“质”与“量”，教改理论研究与教改实践，单项技能训练与综合能力培养，“教”与“学”，教学与教学管理，教学软实力与硬实力、外延式发展与内涵发展之间的关系，坚持适应性、多样性、规律性、综合性等原则。     

大学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实证分析与问题探讨——以“985工程”大学为例

对于中国大学的内部管理组织架构，长期以来最受诟病的是其机构臃肿问题。“精减”是否是科学合理的大学管理机构改革之道，大学内部管理机构究竞如何设置？为此按照区域分布，从东部、中部、西部共选取了21所“985工程”大学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网络调查了这21所大学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构建常模以及进行特殊样本分析，最后提出了大学内部管理机构改革的建议：我国大学内部管理机构的改革不能简单地做减法；将“双轨制”作为我国大学内部管理机构改革的节点。     

浅论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是当下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从分析文化、组织文化与大学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入手，通过对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研究已有成果的梳理，从文化个性是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符合逻辑地论证了大学呈现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大学学科交叉与科研合作的矛盾及应对策略

针对大学研究特性与国家重大需求导向的研究方式不相吻合,而大学现有的体制、组织架构是否制约了其建设和有效运行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通过实际调查研究,重点分析现行大学组织管理框架对学科交叉与科研合作的制约问题。认为科学研究需要交叉与科研合作,而交叉与科研合作要求大学要实现教师、科研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源整合和共享等;现行的大学人事管理制度,如教师、科研人员的个人评价和激励问题以及行政管理关系嵌套在某一院系下等严重制约了学科交叉与科研合作;建议通过“契约”或“协议制”等方式形成“动态科研联盟体”,解决科研人员、院系和学校多位利益主体的科研交叉与合作创新问题。     

压力与自觉：经费视角下民国前期 教会大学“中国化”进程探究

民国教会大学的发展与其“中国化”进程相关,经费制度改革是这一进程的直接体现。民国教会大学经费决策的“中国化”经历了从外国差会掌控到国民政府参与监管的变革;经费来源的“中国化”经历了从单一差会供给到多元本土筹措的变革;经费支出改革则主要体现在教师薪酬方面,“中国化”表现为从“厚西薄中”到“同工同酬”。民国前期教会大学“中国化”进程的推动,既有来自经济、文化、政治的外部压力,也有其内部的自觉基础。这一历史进程可为当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办学提供参考。     

关于构建“大学学”的若干思考

现代大学已发展成为结构复杂、具有多元职能和目标的社会组织 ,它的使命和活动不局限于教育的范畴。从“大学”与“高等教育”概念上的差异 ,从已往高等教育研究的状况 ,从加强对现代大学的研究的需要等来分析 ,亟待构建在研究对象、任务和学科体系上与“高等教育学”等相关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大学学”。文章就构建“大学学”的必要与可能、“大学学”学科基本框架和研究内容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浅谈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

从对大学“学科”和“学科建设”的含义的认知开始，讨论了大学学科的功能和作用、“人”、“物”等学术能力的构建和学科设置、结构等大学学科建设中的基本要素，分析了大学学科特色的形成背景和大学学科与专业的区别，提出了大学行政权利与学术权利之间关系的问题，以此引为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思考。     

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对当今大学改革的启示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而精深，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其教育思想，吸取其精华，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改革和发展仍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大学发展连贯性研究的构想：历史、逻辑与实践相结合

鉴于以往有关大学发展“历史”的、“逻辑”的和“实践”的研究显得零碎、散落,从而导致研究结论的孤立和脱节,倡议开展一种旨在立足中国实际、结合时代特征、面向未来的关于大学发展“历史”“逻辑”“实践”的连贯性、系统性、完整性研究方案。在分析大学发展逻辑的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实地调研与典型剖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理论建构的多学科方法基础上,提出大学发展是大学这一组织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动态演进过程;“大学发展”应包涵“本原逻辑”和“支撑逻辑”两个方面;其动力机制主要包括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     

论地方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位育”之道

“中和位育”是儒学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认识论和行动哲学，其内涵是尊“中”为天理，以“和”而达道，最终实现天下万物各安其位，生长化育。当代地方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由于以简单思维处理各种矛盾，导致教师教育课程的“偏差与失衡”，地方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应把“中和位育”作为一种批判现状、把握事物、协调矛盾的思维方法，明确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逻辑起点，运用“渐进取向”的方法论开展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最终实现地方综合性大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和合创生。     

虚拟大学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反思

“虚拟大学”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是人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创设。“虚拟大学”的发展历史是“教育”与“媒介”交互不断深入的历史。虚拟大学,一般是指基于互联网创建并运行、以多种媒介技术为主要支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型高等教育组织网络。虚拟大学的职能,集中体现在以“开放”弥合高等教育与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位差。通过采用“依附型”“联合型”“独立型”“融合型”等办学模式,虚拟大学重塑了“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延展了“课堂”“教室”“校园”的边界,融合了“知识”“社会”“媒介”的力量。作为一类新兴大学,虚拟大学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数字鸿沟”所衍生的新的教育不平等、知识商品化与公共性价值的矛盾、媒介技术的误用与滥用等。     

大学信仰 运行机制 大学底线

大学信仰涉及政治信仰、科学信仰、人生信仰、人格信仰、制度信仰、宗教信仰等。当今大学或缺乏信仰，故丢弃诚信、崇拜权钱、追求功利、信奉“关系”、学术造假、道德沦丧、斯文扫地。大学作为国家高端人才培养基地，要出人才、出队伍、出思想，须将“求真求实、创新开拓、诚信善行、公平正义、法治天下”视为宗旨，把信仰及道德纳入目标导向机制、动力激励机制、规范与创新机制、环境保障机制，将政治底线、学术底线、组织底线、人格底线等纳入质量预警机制。’     

论“科研漂移”对我国大学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上）

“科研漂移”是指科研活动从大学的教学单位和中心课程构架中分离出去的现象。在我国，“科研漂移”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的科技经费投入总量和人均值都低于科研机构和大中型企业；高校之间的科研资源分配向部属大学、重点大学和综合大学集中，很不均衡；大量的发明专利向科研机构和工矿企业转移以及大学内部科研与教学的分离。导致“科研漂移”的主要原因是由前苏联传承而来的科学院与高校相互分离的制度、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和高校内部科研与教学的职能分离。“科研漂移”对大学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智慧成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递到下一代人，降低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水平，体现不出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消除“科研漂移”现象的基本对策是：改革现行科学院与普通高校相互分离的制度，重新组合科学院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关系，科技资源应当依据大学的类别层次进行相对均衡的分配，坚持洪堡大学理念。     

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谈大学自律

大学自律的主体是大学，就像道德自律的主体是人一样。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角度探究大学自律，一方面大学在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通过自律使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又保留了相对的独立性，即走出“象牙塔”又超越“象牙塔”，自律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着“为之服务”与“受制约”，让大学从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而达到引导与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学在高等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通过自律来探求与遵循个人发展、成才的规律以及正确处理各育之间的关系，让大学实现“使人成人”的完美目标。而自律最终使大学做到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统一，使大学在不断自省吾身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战后日本大学的改革和发展

战后以来,日本大学经历了三次改革和发展。第一次改革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主要是将战前多种类型、多种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统一改组为四年制本科大学和两年制短期大学,同时进行了大学课程改革,形成了所谓“二·二分段”模式。第二次改革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进行了改革,两次入学考试成了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的基本制度。第三次改革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当时日本大学出现的新问题,日本大学普遍实行了课程改革,将“二·二分段”模式改为一般教育与专门教育结合的“四年一贯”模式并建立了大学自我评价制度。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路径选择

研究型大学是典型的学术性社会组织。追求“学术卓越”是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 ,也是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所在。中国建设研究型大学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 ,尊重大学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学术立校 ,发展学术与服务社会协调统一。在具体办学实践中 ,应立足“做强”学术而不是“做大”规模 ,以“卓越”的学术产品服务社会。     

大学管理应为大学的科研职能服务——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研读

弗莱克斯纳是美国著名教育批评家和改革者。他在对20世纪初羡、英、德大学进行深入研究后，写成《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在书中，他具体论述了现代大学的作用与职能、现代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认为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发展学术，大学的管理活动要紧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为了服务于发展学术的目标，他主张大学在管理上要做到目标统一，给予教师充分的大学管理权，努力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并为研究者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完善党委领导的思考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党委领导”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党的基层委员会在大学内部经历了“平行融入”、“初步确定”、“极端领导”、“理性回归”、“协调保障”的流变过程。大学最终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治理结构。但领导主体、客体及制度环境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大学内部良好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方向把握、制度设计、关系协调、氛围营造、监督保障”等方面有效跟进,为构建高效、有序运转的内部治理结构提供坚强的组织、制度和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