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主体的缺席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

作为实在的活动,实践的承担者只能是身体-主体。离开身体-主体来谈论实践,就无法敞开其实在品格,以实践为原初范畴的美学建构便会处于悬空状态。从这个角度看,实践美学的最大欠缺是对身体-主体的忽略。忽略身体而又强调实践的意义这种自我矛盾的做法不但造就了一系列逻辑悖论,而且使实践美学无法回答许多根本性的美学问题。后实践美学的倡导者虽然力图超越实践美学,但同样未意识到身体-主体的意义,因而也将实践美学的逻辑欠缺带到自身的理论建构中。只有敞开了实践、生存、生命对身体-主体的原始归属关系,我们才能超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建构出圆融的、具有独创性的、富有解释力的汉语美学体系。     

论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的主体特质

长期以来,人们对报告文学的主体特质缺乏深入探究。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第一个辉煌时期,宣传性作为报告文学的主体特质对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创作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宣传性是解读该时期报告文学的重要路径;宣传性在报告文学主体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比其它特性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各种矛盾是报告文学宣传性的社会诉求;报告文学的宣传性特质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自我主体的归来与流放--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意义符号,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一次经历巨大转换的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获得了出场机会和言说权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书写自我和社会的文化符码。它的出场及其话语变迁,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做为个体的自我在巨大社会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认知和认同紧密相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史,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20世纪20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以归国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城市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使城市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进程成为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变迁的推进器。 2 0世纪 2 0年代 ,以归国留学生为核心的一批热心市政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把全新的城市观念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性市政改革思潮传播到国内 ,自觉地从整个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来思考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并为中国设计了一条以城市为中心带动社会全面发展和变革转型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其设想限于当时的恶劣环境无法全面实现 ,但是他们的积极活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作用 ,并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

无论是社会历史演变还是理论逻辑转换,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繁琐的论争过程,也正是透过论争,可以清晰地探析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十几年间文学观念的变化。其间,从"建设的"到"怎样地建设"的理论宣言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文学观念的心态嬗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反映出文学观念的工具论思想的衍生和发展功能嬗变;而作为"为人生"与"为艺术"两派之间的论争,更是集中体现文学观念的形成方式和运作形态的嬗变。三者共同勾连起社会与文学之间双向互动的纽带。     

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

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版积极引领“思想解放”潮流,以饱满的激情践行文学理想,以内涵丰富的文学出版物创造了空前的阅读热;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文学出版在体制转轨中开始了市场化转型;新世纪以来,文学出版全面市场化,迅速进入“策划时代”.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为主线,观照文学创作和阅读潮流更替的轨迹,集中体现文学出版对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形塑作用.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是西方20世纪修辞观念的重要线索。修辞的审美过程,以“陌生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感官,从形式上为新观念开辟道路;意识形态过程则表现为话语权力的争夺,是以“新的”认知观念取代“旧的”认知观念。尼采以来的思想家们通过揭示话语修辞中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过程而肯定世界的生成性和流动性,即强调我们在话语生成的游戏中不断地破坏与不断地建设属于自己的世界,在永恒轮回中走向彻底的“无”,这种“无”又反过来使有限的生命本身得到照亮。通过对宇宙论的“无”的强调以保障生存论的“有”、通过对固化观念的批判回到原初的真理,从而使生命保持新鲜的审美冲动,这是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在当下的重大意义。     

主体间性视阈下的蒙古族儿童小说成长内涵探析

新时期以来蒙古族儿童小说创作成绩斐然。其成长书写显示出鲜明的主体间性色彩,即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蒙古族与汉族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探寻儿童的成长,构建民族性意涵。这种独特的写作特质可以为中国儿童小说的成长书写提供不一样的经验。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流变

20世纪50年代以来,面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弱化的态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反思社会主体问题,着力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明确其历史使命,以期实现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他们先后提出文化主义视域下的经验主体、结构主义视域中的建构主体以及结构主义之后的多元主体共三种社会主体理论,彰显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体问题的深入探索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不懈追求。但是,多元主体论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突围",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某些方法论缺陷,甚至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苗头,对此我们在反思其理论价值时应当予以清醒地认识。     

住宅权概念的人权解析

“住有所居”是时下重要的民生问题。作为新型权利,住宅权有着多重面向。各国法律大多在某个层面规定住宅权,只有国际人权文件中才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了住宅权的多重内涵。住宅权成为权利的法理基础是基于人的生存需要,但仅仅是最低级的生存还不能体现人的价值。充分实现住宅权,让人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是人权的深层意蕴。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曾掀起一波农村金融的浪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若干商业银行展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及农民个体的贷款,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思路和操作规程.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当时上海等少数大都市游资汇集而广大农村却严重缺乏资金的资源畸形配置状况,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需要解决受体的设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受体,它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它以加入者的信用来降低贷款风险,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信用共同体的发育.农村新式金融的品种设计是从实际出发的,风险防范是有效的.农村新式金融可以做到低成本和薄利润,农村新式金融专业机构除了在开创期需要政府投入外,其日常经营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参与其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状况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为乡土文学流派的源头,对乡土文学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启悟意义。对此一时期的乡土文学研究,概念研究、思想主题研究以及艺术美学研究是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对后起的乡土文学创作和评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留美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留美生入主中国社会学界 ,成为传播并发展社会学的主力。他们出版了大量的译著或专著 ,系统地引进西方社会学知识 ;创设了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 ,并开设扩充社会学课程 ;创立并创办了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 ,使社会学趋于规范化、独立化、纵深化的发展。在传播过程中 ,他们还就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从而为此后的社会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概念的歧义与五四"平民文学"的争论

五四时期有关"平民文学"的争论,其实质源于"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表面上使用的都是"平民文学"概念,其实际所指各不相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是指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平民精神的文学,胡适的"平民文学"是指古已有之的来自民间的文学,而鲁迅的"平民文学"则是指革命胜利、工农解放后真正体现工农思想的文学."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孕育了五四"平民文学"的争论.然而这是一种错位的争论,它没能使五四"平民文学"主张的探讨深入下去;不过又正是这种错位的争论,带来了五四"平民文学"复杂丰富的内涵,从而成就了五四"平民文学"争论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胡适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普及

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的普及不遗余力。主要表现在他先后两次关于中学古文教学的公开演讲及为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国学书目中。胡适注重国学知识的普及,认为没有相应的国学知识,青年们对外则不能代表中国,对内则将没有意义。国学一定可以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论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国内茶市价格下跌的困境,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经营茶园,人口较多的家庭经营的茶园面积较大,资金、劳动力的投入也相应增大,但在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比例反不及人口较少的家庭,茶业经济在茶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同类型的茶户应对茶市危机的理念与行为存在着差异性,既反应了茶农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茶农的经济理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现代性之考察——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为视角

本文试图以《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作为学术视角,由现代性动力学的观念入手,结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分别从现代性的分化特征和精神价值观的转变来考察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并且希望通过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视角来挖掘人们对新旧剧认识转变之表现,阐明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变并指出它的现代内涵和精神特质在文艺副刊上的体现。     

1920年代象征诗派艺术形态论

象征诗派内向聚敛式的感知方式,实现了诗意的现代性转换;它以暗示与象征构筑的朦胧效应,它的音乐美与绘画美统一的形式自觉,它的翻新语言的陌生化革命,在促成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生长的同时,冲击了诗坛的无治困窘状态,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