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立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

王立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列入“当代名家文库”面世了，这是国内主题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该书由四编组成：“国别文学主题史接受编”、“国别文学主题母题个案研究编”、“文学母题跨文化溯源比较编”、“主题学思想及主题学研究史总结编”。之所以以这最后一编命名，是因为这一编，在作者的主题学研究中，占有一个新起点、新高度的突出地位，即从个别性的母题追索，上升为一种理论方法的提升概括，并且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提炼主题学的思路，很有启发意义。     

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研究在中国

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在整体总论、基本问题探究、学科互涉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还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学理论,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论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

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以意义元素的多寡及其变异情况为标准,可分为三大类:母题研究、题材研究和主题研究。母题是人类体认世界的最小意义单元,有着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是题材和主题的必备要素;题材是多个母题根据一定序列结构而成的有机体;主题则是作者根据题材立意而来的思想,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并随着文化观念的迁徙而演变。     

“他者”的域外之音——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他者”形象分析

文章试图从形象的“想象与再现”、人物形象间的对话、形象的“自我内化”三个方面，考察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塑造的不完全等同于神话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中国人形象，重现“他者”形象的域外之音和其永恒的魅力。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形象学的学理依据。     

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借鉴意义

源于19世纪中叶的主题学产生不久便和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以来主题学应用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取得的丰硕的成果。主题学的引入,在研究角度、研究视域等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在文献整理和文化分析等方面都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比较文学主题学视野下的唐璜形象

拜伦笔下的唐璜通常并不被认为是典型的拜伦式英雄。他来自欧洲传统文学但又不是传统形象的简单再现或变体。从比较文学主题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勾勒出唐璜形象的演化轨迹,把握拜伦下唐璜对传统形象既继承又突破的特征及其意义。     

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二则

主题学研究的是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对考察时象外部手段和形式的关注。中外文学中以徒劳和变形为主题的两组作品异同,折射出相关作者的创作个性,以及所属民族的文化积淀。     

异国形象与他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角度解析《情人》

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以两者交叉重合的视角分析《情人》中的异国形象。文中详细列举了小说中对于中国情人、殖民地和被殖民者等异国形象的描写,将异国形象与"他者"架构起来,通过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我"——文中的唯一叙述者是如何被解构为殖民者形象的以及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野下这部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关注这种形象被塑造的方式,透过这些表面的形象和创作方式,挖掘和探寻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以及"他者"被排斥、被扭曲和被憎恶的缘由。     

《塞墨勒》的主题学研究

［摘要］宙斯与塞墨勒的故事,从古希腊神话的寥寥几笔,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的专章描述,再到18世纪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的三幕清唱剧和19世纪法国画家莫罗的《朱庇特与塞墨勒》,直至本世纪在中国舞台上演,经历了由简到繁、由文学到音乐和绘画、由西方到中国、由原型到后现代表现等多方面的发展和演变。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理论对《塞墨勒》故事的母题,诸如贪婪、嫉妒、复仇、命运等进行比较;对《塞墨勒》的媒介变化和表现手法等进行跨学科研究。通过探究该故事在跨国界、跨文化、跨学科的漫长辗转流传过程中主题的发展、形态的变异和内涵的丰富,来认识那些源自古代文学的原型母题巨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     

孔子的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

孔子的文学思想包括五个方面:其“美、善”说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政治功利为目的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传统,但它只片面地强调文学的外部作用,而忽略了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其“文、质”说并非论述文学问题,从汉儒开始正式地将此概念引入文学批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在其“无邪”至“中”说的基础上派生出了“温柔敦厚”和“含蓄蕴藉”的审美追求;孔子的“兴、观、群、怨”诗教原则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仅在于这几个概念本身,而在于提示了“兴观群怨”这一行为物态化后的意义;孔子的诗论思想是汉儒诗教思想的发端,更是汉儒诗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     

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体系内加以考察,指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即古代中国是世界文学的摇篮之一,中古中国文学丰富多彩光辉灿烂,近代中国文学历史较短成就不高,现代中国文学正在蓬勃发展走向世界.     

从古典文学研究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思维转变

从当前学术研究现状、文学历史价值以及理论思维方面来看,我们要从古典文学研究向古代文学研究转变.而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要从学术思维上开端,首倡涵贯思维.在一定哲学根基上提出的涵贯思维对古代文学研究有着打破僵化的界限、融通古今中外的指导意义.     

谈谈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家长形象评价问题

现行《中国文学史》教材和学界研究成果多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家长形象与青年叛逆形象相对立,进行否定性的批判。这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实际,不仅不公允,也不符合健康的生活常识。事实上,对这些家长冠之＂封建＂标签的简单处理,将生活、人性、人物性格等均简单化了,所以有必要重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家长形象。只有将这些形象不做符号化处理,并放置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去,才能得出公允的评介。这关涉到对文本的理解、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学史的撰写等问题,意义深远。     

世界文苑中的一对奇葩——安娜与繁漪比较谈

安娜·卡列尼娜和繁漪是世界文苑中的一对姐妹奇葩,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对不巧的文学光辉形象.她们共同的遭遇和不幸,共同的反抗和斗争,共同的弱点和局限,如同两座蕴藏丰富的宝藏,吸引人们去探索、去挖掘.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审视这两个复杂、丰满而又不朽的文学形象,对于我们研究探索托尔斯泰和曹禺的世界观、价值观、创作原动机,认识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人物的审美价值,总结借鉴艺术创作经验,特别是人物塑造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承传

我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在不同文体批评中的承传,这主要体现在诗歌批评、散文批评、词学批评、戏曲批评、小说批评的渐次运用中;二是在集中运用方面的承传,这主要体现在钟嵘、张说、皇甫、司空图、张舜民、蔡、敖陶孙、《竹林诗评》作者、王世贞、朱权、毛宗岗、牟愿相、陈衍、金圣叹等人作品中。上述两方面,从不同侧面映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发展及其本质特征。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从空间视角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文学，充分发掘和利用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城市文学资源。有助于建构起时空并置、更加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此外，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可以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古代“教化”范畴阐释

文章在比较文学视域下,将中国古代的教化范畴与西方的净化范畴做了辨析。通过辨析可知,虽然两者都非常重视文艺的魅力和感染作用,但是教化范畴主要强调文学经邦济世的政治伦理功用,净化范畴则主要强调文学对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的影响。教化范畴的目的是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政治伦理的规则和道德的规则,以达到社会和谐统一,净化范畴则注重个体情感发泄,即注重个体经过某种剧烈情感宣泄后达到平静。教化范畴追求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而净化范畴则要求淋漓尽致地宣泄情感,推崇惊心动魄的风格,推崇引起惊奇的浪漫主义的悲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