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华裔流散写作及其价值

华裔流散写作,尤其是活跃在美国的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引起了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的瞩目。由于他们独特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他们得以在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发出独特的声音,并逐步跻身主流文学界。由于华裔流散作家的不确定的身份认同和世界主义特征,对他们及其创作的考察应置于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如此,一方面可以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们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也给文学带来一些世界主义的意识。     

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

左联成立伊始左联组织便通过机关刊物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最初的规训,要求左翼作家投身实际的政治斗争。之后又对应当时极左的中共政治纲领的变化,在左联决议中对左翼作家身份加以解释与修正。与此同时,左联组织亦引导其成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进行身份的张扬;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以及频繁的组织生活维护左翼身份的纯洁;而且把左翼作家身份派上扩张组织的用途。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底层文学”的精神资源及价值选择

既不要对"底层文学"作简单的现实主义囿限,也不要急于追寻其左翼文学精神资源。对底层文学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作家需要有清醒的身份分离意识,亦即社会身份与文学创作身份的分离。     

郭沫若对中国左翼主流文艺理论建设的影响——兼及周扬、毛泽东文艺观与郭沫若文艺观的承续与差异

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经历了初、中、后期三个阶段,形成了中国左翼主流文艺理论体系。此体系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周扬、毛泽东。他们的文艺观既有承续,亦有差异。郭沫若首倡阶级论、工具论、大众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的文艺主张,提出了中国左翼文艺理论主体框架的设想;周扬发扬光大,细化、巩固了前述理论;毛泽东在思想政策方面,强化文艺与政治联系,在文艺的思想、形式、行为诸方面,制定了更具左翼特色和实践意义的一系列原则性、实践性、规定性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建立起对中国现当代文艺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左翼主流文艺理论系统。     

论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社会属性

汉代文学创作是作家居于某种特定身份的艺术结晶,身份对其创作有直接影响。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社会属性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作家居于社会等级结构中,从而获得社会阶级的、等级的身份。作家的身份又往往是重叠的,他们在朝为大夫、郎的同时,也可能是天子的文学侍从,或是将军幕府的僚属。作家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地位有升迁,也有落泊。考察文学主体身份社会属性的复杂性,有利于揭示汉代文学的真实面貌。     

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

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经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主体性"询唤",但是由于其小资产阶级根性,他们必须首先通过文学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建构出一种"异己"的阶级主体——无产阶级,然后才能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实现身份确认与主体建构,由此形成了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其具体体现为:左翼作家内在的"小资产阶级根性"与通过外部斗争而获得的"无产阶级意向"之间的悖论。左翼作家在自身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左翼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最初形态,其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所在。因此,当下重审1930年代左翼作家主体建构过程与特征,理清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中国化的历史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影响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有两大交替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救亡图存、革命思潮和思想启蒙思潮。在救亡和革命思潮影响下,辛亥革命前后、左翼文学时期和抗战时期,抵抗外辱、彰显爱国主义和社会革命题材的外国戏剧被大量改译进来;五四至抗战爆发以前,思想启蒙占据了时代的主流,改译者选择的多是反映妇女解放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剧目。这些改译剧给当时封闭沉闷的社会带来新的气息,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话剧创作。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左翼文学语境下的现代主义写作--穆时英文学生命个体之嬗变

穆时英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功及获得的声誉 ,以及左翼批评家对他的期望 ,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左翼作家 ,但他的文化品格对左翼这一主流语境产生了张力 ,生命个体经过张裂、嬗变 ,而最终成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 ,对此的探索是本文的主旨     

谭恩美小说中的抵抗策略——以《接骨师之女》中的女性为个案

从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模拟和杂糅西方主流社会普遍接受的东方主义对华裔女性的刻板化描写,对东方主义进行了有效抵抗,重构了华裔女性的主体身份。这显然不是作者为迎合主流话语的自我东方化,而是美国进入族裔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的抵抗策略。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析鲁迅、毛姆笔下的乞丐形象——民族身份的认同与重构

关于民族身份的构建，作家在文学作品中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揭示。鲁迅和毛姆是中国和英国两位著名的作家，他们通过描写乞丐这类特殊的人群，探讨了各自社会中人性和社会的冷漠。两位作家都借助一定的写作技巧，在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创作中的哲学思想。一旦一个人的精神被摧毁，那么他就很难再看到希望，虚无的人生和扭曲的人性，将给自己和民族带来不幸。     

呐喊并不等于战斗——论左翼文学的暴力想象

由于左翼作家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和阶级情况调查,加上其青春激情,他们笔下的革命文学,差不多都是些"暴力叙事"的艺术想象。虽然文学的呐喊不等于沙场的战斗,但是左翼作家通过揭示黑暗社会的"吃人"本质、"丰收成灾"的社会绝境,强调启蒙主体的思想与地位转换(弃文尚武),并通过"杀人应当"的理念营构与心理塑造,使得革命暴力化想象为真实与合理。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的共生和失衡----- 湖南左翼作家群创作的整体透视与评价

审视湖南左翼作家群的创作,从总体上看,作家们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政治斗争中开拓了视野,扩大了题材,最大限度实践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战斗功能。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语境下,他们的创作淡化了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     

反抗虚无、身份认同与历史言说的葛藤——陈映真“文学左翼”意味及省思

作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左翼作家的代表,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的"左翼"身份意味。陈映真从文学左翼、政治左翼而辗转进入文化左翼的"泛政治"写作之旅,为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     

论陈映真的身份建构

陈映真"中国人"的国族身份、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以及台湾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身份,是在其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并非"标签",而是代表着立场的坚持和责任的承担.在台湾"冷战-内战"的社会意识形态交叠结构下,陈映真感受到民族分裂的痛苦而不分畛域地描写两岸人民在台湾的遇合;他坚持左翼的原则和观点.指出第三世界共同的历史命运、面临问题及其文学必然的现实主义方向;他还通过对"本土化"准确、深刻的认识而达到对现代主义的扬弃.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