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的叙述: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研究

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在构图上存在一种"程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这里称之为图像的程式化叙述.如果将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视为一个完整的"叙述体",那么,上述画像各艺术要素以及由上述艺术要素组成的艺术单元和由此构成的画像整体艺术表现形式也就具有了"叙事"的性质和意义,并能够在将画像艺术要素与艺术单元的艺术衔接和艺术组合"转化"为图像叙述意义上的叙事方式与叙事特点的基础上,探求四川汉代性题材画像程式化叙述的内涵和意旨.     

器物图案的线条叙述——战国时期楚国器物图案"主题叙述"的价值与意义

由"主体线条"以整一性的存在和规律性的出现为特征的"主题叙述"的确立,是战国时期楚国器物图案在构图上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特点.以此为基础,又呈现出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为"主体线条"遭到遮蔽和干扰的"主题叙述";其二为"主体线条"被强调和突出的"主题叙述".而后者再呈现出由多个"主体线条"相互衔接的连续的"主题叙述".上述"主题叙述"形式至迟在战国早、中期的楚国器物图案构图中就已经出现,并在战国中、晚获得成熟和发展,进而成为体现着某种"叙事风格"的图案构图艺术表现形式.图案构图意义上的图像叙事艺术表现能力,是与人类叙事意义上的艺术表现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并成为人类艺术表现能力的基础而带来广义的叙事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上述认识能够为战国时期楚国叙事艺术异于域外叙事艺术的异乎寻常的艺术表现,追溯到叙事意义上的根源.     

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

祠堂画像最小的叙述形式为"叙述单元",不同的"叙述单元"构成不同的"叙述模块".各叙述模块在叙事意义上既具有独立性又构成联系,形成了"同构"的叙述状态和"连续"的叙事形式,并构成祠堂画像之"叙述整体"即立体叙述空间.祠堂画像各叙述模块既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空间延伸,也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叙述延展,每一个叙述模块都象征性地表现或展示着墓葬主人具有时间意义的不同的空间存在.祠堂屋顶画像不能简单地以"天上世界"来概括,它是陆地、水中与上天的模糊叙述体.祠堂画像由不同叙述模块所构成的立体叙述空问的构图形式和叙事方式,反映了汉代特定历史时期对生命永恒追求的崇拜和信仰,是这种成熟的崇拜形式和信仰方式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相同和类似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还存于在汉代以"铭旌"为载体的画面构图上.     

关于建立汉画学的思考

汉画研究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汉画学的学科基础。汉画学研究具有中国本土艺术的鲜明形象特质,具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研究的双重性,其主要组成部分——汉代墓葬遗存研究形成各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汉画学学科的建立,对汉画艺术与图像意义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画写意精神及其美学影响

本文以汉画的象征性造型特征、写意性的笔墨之法及书画合璧的特征等艺术表现与审美思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分析汉画写意精神对中国画的影响为切入点,阐明汉画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奠基作用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将汉画研究落实到具体的艺术特征上垫石铺路。     

《红楼梦》中的画论与画艺

本文从画论、构图、色彩、技法等几个方面阐述了《红楼梦》与绘画艺术的关系，指出《红楼梦》中表现出的绘画美学思想亦为作者创作整部书的艺术理论基础。文章充分肯定了这种融诗情画意于创作之中的“小说叙述方式”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论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的叙述方式

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在叙述方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变革。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更见变化多样。寻根文学在借鉴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技巧的基础上发展了“元小说”这种叙述方式。颠倒错乱的故事时间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和哲学观念有关 ,其叙述时间并无多少叙述学本体上的意义 ,而寻根文学虽有纯叙述学的考究 ,但缺少拉美本源上的特征 ,因而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形式美与艺术本性

本文基于西方“美在于形式”的思想及其历史性变化,探讨了形式美所涉及的重要关系,揭示了形式与艺术本性的关联,一方面,形式作为艺术本性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表明,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形式是流变的与多元的,这种关联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无视这些,将无助于增进对形式美与艺术本性的认识和理解。     

"三言"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于“说话” ,受其影响 ,存在着一个说书人叙述格局传统 ,导致了白话小说文本叙事的拟对话模式以及叙事视角的全知与限知动态结合模式。拟对话表现在形式上大致是虚拟对话场景和阐释典章制度及民情风俗等 ,直接与读者 (听众 )交流、沟通。“三言”故事都是在全知的前提下 ,作者保留、延宕某些信息而成限知 ,限知和全知视角形成动态组合 ,但易出现视角越界现象 ,造成艺术上的疵漏。     

略论散文诗的叙述方式及叙述物象

散文诗是一种具有散文化倾向而又不失诗的本质的诗体,是诗歌演化史上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文诗的叙述方式首先应该是诗意散文化,与传统诗歌的叙述方式不同,现代诗及现代散文诗应该是以冷调叙述来代替传统诗歌中的“六义”之首的“赋”的手法,应该是由“平面而立体”,从而展示叙述对象的整体精神。散文诗的叙述物象应该是散文诗作家笔下所叙述的客观事物与内心情结,是诗化的物质。     

后新时期小说叙事人称的几点异变

有人把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新时期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较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在叙事人称上的变化就非常丰富。这是文学作为艺术进行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突破。从叙述人称的变化，考察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变革和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新型新事人称的兴起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中“我奶奶”的叙事人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在我们阅读的经验中常常遇到这种“我爷爷”、“我父亲”、”‘我叔叔”等“我XX”的叙事…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     

解构传统的80年代女性主义诗歌

女性主义诗歌在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躯体诗学”对舒婷一代的替代 ,完成了性别意识的艰难蝉蜕与确证。它从女性隐秘的生理心理经验、性行为欲望和死亡意识三个向度上进行的黑夜意识笼罩下的躯体叙述 ,在冲击传统理性文学的同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空间。它在艺术上多采用自白方式制造强烈的叙述氛围 ,使语言结构日趋情绪化和弥散化。这种创作改变了女性被书写的命运 ,扩大了女性解放的内涵 ,但也存在着高度私语化、自动迷狂等误区     

出土汉画所见汉代民众心中的孔子

在新出土的汉画中,记载了一些汉代普通民众看待孔子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开拓研究视野，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汉代民间的孔子观、把孔子研究引向全面与完善，给予了实物方面的帮助。民间一些人认为，道师孔徒，老尊孔卑，儒学赶不上道学；还有一些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拜见过太上老君、已得道受书、无需受鬼官考谪就能升仙的圣贤，其学说虽然固守“方内”，但对“方外”之学，却持理解与接受态度。汉画中存在的这些轻孔重老因素，否定侮蔑孔子的色彩极强，证明被广为传颂的独尊儒术政策，在一些民众的意识深处，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回应。孔子题材汉画的出土，为当下的孔子研究增添了一道活水。在帮助我们实现用新资料去重新厘定先前那些困惑不已的问题时，又为丰富上层社会所塑造的那个严肃勤勉、精进不已的孔子形象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依据。     

没有语言的生活会怎样？——论东西小说的叙述魔力

东西以其独特的小说在文学界发出声音,其小说有着非常规的魔力,具体表现为：别具一格的标题艺术,东拼西贴的叙事结构,多种多样的叙述方式。东西以他的文学努力表达着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所能具有的可能性与所能抵达的边界.     

商业欲望的美学修辞——传媒叙述中的“韩啸行为艺术展”

对于当前学界正在讨论的“韩啸行为艺术展”,可以通过考察它在传媒叙述中的呈现方式得到更为深入的了解.在传媒叙述中,自称“行为艺术”的外科手术被包装为毫无瑕疵的技术神话,行为艺术的主角被有意误置,“艺术命名”被强行征用,叙述语义也因此出现内在断裂和龃龉.这种断裂在暴露出传媒叙述深受资本控制的同时,也暗示着艺术正沦为资本的假面.在消费文化时代,面对无所不在的传媒叙述,公众只有切实提高“艺术辨识力”,才能有效破解传媒叙述中的美学修辞,维护好切身利益.     

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散文叙述模式的演变

散文的叙述问题历来被研究者忽视,这种狭隘的文学观念应予改变.必须将研究的重心从修辞、描写、意境和篇章结构转向叙述,确立叙述在散文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不能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层面来理解叙述,而应借鉴现代叙述学的原理和方法,建立与现代人的心理和思想感情相匹配的现代叙述方式.从创作上看,中国现代散文叙述模式的演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叙述方式从一元到多元:二是呈现型叙述取代概括型叙述;此外还有隐喻性叙述、跳跃断裂式叙述、反讽戏谑叙述等等.这些叙述模式的演变,拓展了散文的艺术空间,不仅给我们某种艺术革命的新启示,而且有可能使散文获得与小说和诗歌平起平坐的自信.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夏目漱石《我是猫》的文明批判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影响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学因缘既有思想内容上的文明批判,亦有表现技巧上的反语讽刺。尽管鲁迅与夏目漱石之间的影响研究中存在着泛化的现象,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鲁迅在文明批判上所受夏目漱石《我是猫》的影响还缺乏全面深入的反思。鲁迅对夏目漱石《我是猫》“异类叙述视角”的接受与改造,体现在他的文明批判与国民性批判上,并且暗含着二人在文学趣味和风格上的相似性。当然,由于历史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异同,鲁迅对“异类叙述”的艺术处理表现出不同于夏目漱石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