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诗歌创作的宗宋转向

李东阳诗歌创作既有台阁体面貌,也展现出其诗歌创作的转向,其诗风渐趋沉郁、硬瘦,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李东阳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诗人,其诗学主张兼顾宋诗,他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其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转向宗宋的必然性。     

古典诗歌中的"吏隐"

"吏隐"是反映和概括中国古代士人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概念,向来未被学术界所注意.笔者在<大历诗风>中加以讨论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它在唐诗中的反映及表现得到了研究.然而"吏隐"是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追溯其起源及在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含义,阐明其历史发展、实现方式,尤其是与诗歌的关系,是理解和诠释"吏隐"概念的关键.本文通过考察"吏隐"一词在古典诗歌中的使用与流传,对"吏隐"的动机、"吏隐"实现的前提及其心态史意义进行了综合研究.     

李东阳诗学体系论

以诗文辨体为旗帜,以诗歌音律为主线,以诗歌真情为旨归,就是李东阳诗学体系的三条纲.其<怀麓堂诗话>及其它著述中有关诗论的文字大都为这三条纲所统摄,按照一定的内在的逻辑互相连接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乃是为了指导明代中期的诗歌创作,左右诗歌的发展方向.为此,李东阳反思了明朝建立百馀年间,程、朱理学束缚、台阁体后学泛滥的诗歌发展状况;上溯诗歌与乐合一的原始形态,广泛品味、比较唐、宋、元的诗歌创作;对<尚书>、<论语>、<孟子>、<荀子>尤其是<礼记·乐记>、<毛诗序>等儒家早期经典中的诗乐理论和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作了认同性的选择和阐释;总结、升华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思考.因而,这是一个以儒家诗学为主体而又折中、融合了诸多审美要素的、既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更强调诗歌的内容和功能的、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意义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当时的茶陵诗派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使台阁末流弥漫的诗坛颓靡的景象大有改观,而且对其后的杨慎、公安三袁,以及钱谦益、王士、沈德潜等,皆有所启迪,对"七子派"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明代中叶主流诗风由台阁向复古嬗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唐诗中的吏隐主题

唐诗中吏隐主题相沿不衰:初盛唐吏隐一方面表现为标榜吏隐两兼的颂美之辞,另一方面则是中下层士人感于职卑位贱的归隐之思;中唐吏隐淡化了恪勉吏事的责任感,更注重追求世俗的享乐.其吏隐明显带有现实功利态度和价值上的物质取向;晚唐吏隐已沦为士大夫避乱存身求禄的生活保障,具有凄恻幽独的情怀,境界也更狭隘局促.     

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强烈到淡薄的发展过程.弘治十四年以前,他的仕宦意识比较强烈,这主要与其少年教育、仕途经历、君臣关系有关.之后,这种意识逐渐淡化;至正德间,已非常淡薄.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点:功成身退思想之影响;体弱多病,痛失爱子;朝政昏暗,对国事彻底失望.正德间,东阳不能去位,并非迷恋相位,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能屈能伸,舍弃一已私利之境界.无论如何,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正确把握李东阳仕宦意识之变化,有助于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论李东阳对李白的接受

李东阳是明代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李白十分推崇和景仰。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李白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确立了发展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东阳诗论探微

李东阳作为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巨大的创作成就之外,系统的诗歌理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的尊唐抑宋的诗学观,以及对格调、声律、性情和辨体等问题的看法,既是茶陵派的指针,也对明代文学及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     

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论

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历经了一个由摩擦到对立的过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的影响、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淫,是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导致了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由此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有助于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李东阳的文学传播意识

李东阳具有自觉谨慎的文学传播意识。他注意作品传播的偶然性，更重视必然性及传播接受效果。其文学传播意识是一种既注重个体效应、又关注社会效应的精品意识：力求以精品传世，尽量避免不满意之作外流；若此类作品流入传播领域，便设法补救。但是，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其中有些情形是难以预料、不能预先控制的。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论李东阳《拟古乐府》诗的艺术创新

<拟古乐府>是李东阳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李东阳在拟古乐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被时人或后人所称赏.他的拟古乐府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且在艺术造诣上较之前代有了很多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诗史手法,名语迭出;二、奇旨创造,不蹈故常;三、内取达意,外求合律.正因为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对明代乐府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坚辞而难退忍辱而负重--兼论李东阳的人品

明初的李东阳历仕四朝,为官50年,身居宰辅之位19年,又在成化、弘治间主持文柄,确乎是当时政坛、文坛的泰斗人物。然因武宗继位之初宠信阉竖刘瑾,导致刘瑾专权四年有余,在此期间李东阳身为朝廷重臣,既未能及时铲除权奸,又未能及时急流勇退,于是有人指责他“依阿”刘瑾,有人指责他贪恋禄位,自然也有人为他鸣不平。这样,关于李东阳的人品问题也就成了一桩讼案。实际上李东阳是个淡薄名利、为官清正、人品正直的士大夫。     

大鹏中天力不济--论李白的孤独意识

盛唐是自我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李白的思想、性格及其家族的漂泊经历对李白所具有的自我实现的生命力量形成起着关键作用.政治上的被遗弃感和失落感、世无知音的孤独感、家族出身所致的出仕艰难,使李白的孤独体验深刻而独特.李白诗歌对时代精神进行了情感化、个性化的体验和表达.     

李白干谒文刍析

对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四篇干谒文进行论述,并提出"干谒文张扬了李白的个性,显露出一代诗仙的英风豪气,充分展示出其豪放不羁、傲岸自负的个性特征"等观点。     

试论建宁王李倓之死的真相

唐肃宗李亨在＂马嵬事变＂发生后,决策分兵前往灵武,建宁王李倓在决策中具有首倡之功,但是建宁王李倓与太子广平王李俶之间从此开始了权力的争夺。在广平王李俶一派的政治压力下,最终唐肃宗赐死了建宁王李倓。李倓的真正死因,并不在于宦官李辅国等人的诬陷,李倓之死的实质,乃是唐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     

承流接响：李东阳格调论对严羽诗学的传扬

明初,台阁体末流把诗歌变成了敷衍应酬、歌功颂德的工具,追求典雅平正、雍容高华,讲求近体诗格律之严整,而丧失了诗之率真情性意致的表达,背离了抒情诗的优秀传统,徒具形式之华巧。李东阳远绍严羽诗学,接受严羽诗者,吟咏情性也——对抒情诗本质的重新界定,讲求格调,重视字法、句法之辨析,倡导声律风韵,通过诗歌的音律美以追求诗之真情,使师古能有一个切实的途径,为台阁体寻找合理的出路,进行理论上的建构,茶陵诗派兴盛一时。李东阳之格调论,以吟咏情性为诗歌之本源,从而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对后来的前七子有先导之功。     

论李大钊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会观。在中国近代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开始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相结合 ,形成了各种新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李大钊从共产主义理想与儒家理想社会观的内在联系出发 ,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 ,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大联合和互助的角度来阐述“大同”,赋予大同思想以崭新的时代内容 ,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进而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社会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并且对实现“大同景运”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

“生黎”与“熟黎”是宋代以后记载黎族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汇,它反映的是古代汉族文人士大夫对古代黎族内部不同族群的认识。论题从“生黎”与“熟黎”的出现、“生黎”与“熟黎”的特点、“生黎”向“熟黎”的转化、“生黎”与“熟黎”的分布四个方面对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