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池书院与晚清直隶文化

坐落在古城保定的莲池书院,是清代直隶省的省会书院和最高学府。晚清时期,张裕钊、吴汝纶曾先后担任院长,他们传播和发展桐城派古文,接收外国留学生,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书写了直隶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桐城文派"中兴"的一场大气磅礴的"宣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析论

曾国藩千字文使日趋衰弱的桐城派回光返照,并由此“中兴”,而名声大振。行文表达创建湘乡派的“心声”,企图重振桐城文雄风。顺应时代剧变的需要,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注入“经国济民”现实内容,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铸就湘乡派卫道成仁的军魂,使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全文颇得桐城派作文之精髓,亦体现曾氏为文“气盛”的文章风格。     

曾国藩的和谐社会思想探究——读《曾国藩教子书》

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分子,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和谐最终要落实和体现在个人及家庭身上。晚清名儒重臣曾国藩在教导子女的言谈身教中所包含的修身养性乃自我和谐之本、孝悌乃家庭和谐之道、谦敬真诚乃与他人交之良方、廉洁奉公和施行仁政乃社会和谐之源等有关自我、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思想,对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

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曾国藩——W·J·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述评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不仅深受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也受到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本文介绍了美国学者黑尔研究曾国藩的专著《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评述了其学术观点和研究内容,展示了该作者独特的学术视角。     

从《国朝文录》看姚椿的选本批评及学术思想

在桐城派研究中,有关姚椿的研究始终较为沉寂。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以文体为次,承祧整合《湖海文传》与《古文辞类篹》之体例。选文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求"辞章之美"。此选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义法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能动与宿命及其文化浮沉 ——评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塑造了一位与时代错位的理学名臣与治世能臣形象,谱写了一段风起云涌的奋斗历史,演绎了一出历史宿命与时代背景交织的动人心弦的时代悲剧;其人物生命的奋力撞击,历史风云的本真抒写,则在审美维度之外引发出对传统文化的辛酸回顾、深度考察与全面反思。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桐城派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选本。是选囊括四部之文,分门别类,类分诸体,体现出鲜明的文体分类观。曾氏的文体分类借鉴吸收了姚选的分类思想,又别具自家面目。是选将姚选所分十三类文体损益为十一类,又聚合成三门,创构了以门、类、体为层级的三级文体纲目,这在古代文体分类由博返约的进程中堪为典范。就文体析类分合而言,曾氏在赠序、叙记、典志、箴铭、颂赞、碑志诸类的增删取舍上与姚氏异趋。他因持不同的辨体思想和针砭创作的考量,删汰了赠序类;为凸显文章的经世之用,增益了叙记、典志两类记叙史事和典章的文体;又据新的分类标准改易了箴铭、颂赞、碑志类之部居。曾氏的文体分类具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对后世文人如黎庶昌、李伟、王葆心、姚永朴、徐世昌、高步瀛等的文体分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点亮心灵深处的灯盏 ——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作者以深厚的学养、出色的才华和敏锐的眼光破译了曾国藩“为师为将为相”的人生秘诀,探究了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智慧,是点亮曾氏心灵深处的灯盏。全书视野开阔,立意深远,点评精当,笔调轻松,语言生动,集知识性、思辨性与趣味性于一炉,是一部成功的文化随笔、学术随笔。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清初词派与词风演进研究的新探索——评《梅里词派研究》

随着<全清词>等大型清词文献的逐步出版,清词研究呈现不断升温的趋势,有关清词研究的学术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但清词研究,尤其是清前期词研究依然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该时期郡邑性词派到底有哪些,各自的词学主张如何,彼此的关系如何?另外,从创作倾向上看,从云间词派到浙西词派,两者之间的演化轨迹如何,其它郡邑性词派在演化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梅里词派研究>的出版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路与材料.     

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

自道光十一年七月至十七年十月,姚莹一直在江南做官。他在政事之暇,交游名士,主持风雅。《谈艺图》就是他第二次代理两淮盐运使期间为纪念扬州谈艺韵事而绘制,反映了他与李兆洛、蒋彤、毛岳生、吴德旋、刘宝楠、刘文淇等江南文士谈道论艺的雅集盛况。由此图再联系到他从政江南期间以及仕宦江南前后的文化活动,可发现:姚莹居官江南,与其幕府宾客道艺均进,并表现出汉宋调和之态势以及强烈的重道经世之意识,这也昭示着江南学风与士风的新变。不仅如此,他还有力推动了道光年间桐城派的传衍。总之,这幅《谈艺图》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多重的文化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思想艺术价值。     

吴闿生《左传微》与桐城“义法”的延展

吴闿生是桐城派晚期的代表人物,所著《左传微》继承了桐城派从《左传》中阐释义理和文法的传统。其借用纪事本末体例,改变以往分年割裂的做法,加重了文法分析,提供了新的义理解读可能。其提出的文法四端与正言若反诡词等,从章句层面具体而微地评点《左传》,证明文法在阐释义理之外还具有自身的文学独立性。这些与吴闿生关注社会、政治和学术的新变有着密切的关联。《左传微》赋予了桐城义法新的内涵,也表现出对改变世衰文敝和自造于高明之境的殷切期望。     

异邦借镜与返本开新 ——重评《寄语中国艺术人》

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一文中,林同济立足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以叔本华、尼采等西方现代学说为镜鉴反观中国文艺,提出“恐怖、狂欢、虔恪”的美学主张,既严厉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阴柔、禁欲等诸多积弊,又对儒道学说中“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予以高度肯定,在保持民族固有血脉的基础上试图以中西互融、取今复古的方式建构更具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文化体系和美学观念,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读者批评空间与现代派文学——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读者研究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生成是在读者、编者、作者三者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施蛰存平民化的编辑理念形成了《现代》杂志的读者批评空间。这个独立平等的读者空间养成了读者的文化认同,并挑战着作者和编者的权威。在与编者、作者的交流中,读者参与了现代派文学的话语建构。     

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