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微观化发展态势下的安全研究

当代意识形态在新媒体时代已转向了微观化,表现为"工具化"、"符号化"、"消费化"倾向。大众传播通过合法化、虚饰化、具体化、分散化、统一化五种象征形式建构,实现意识形态的微观化。而在象征形式的传输或传布、传媒信息的接收和占用或构建中,情景不同,受众对象征形式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的接受和日常占用又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特点。为此,只有在对意识形态状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精心构建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加强媒体机构和网络平台的管理,尤其要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建设,才能有效保障意识形态安全。     

欲望之死--对《长恨歌》人物形象的一种解读

王安忆的《长恨歌》用冷峻的笔触,刻画了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各文化话语转型时期不同人物的欲望表达及欲望之死。从意识形态话语角度来看,这些人物的欲望表达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话语形式呈现出来的,并包含着一种冲突统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日常意识形态话语的冲突。统治意识形态话语支配、控制着日常意识形态话语,从而使欲望表达产生扭曲悲哀的特征,欲望对象遥不可及,欲望之死呈现出带有恐惧感和震撼感的悲剧性。     

《深渊中的人们》与帝国主义话语

人总是特定文化传统、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物。杰克·伦敦无法跳出宰制性帝国主义话语的影响,在《深渊中的人们》一书中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用"优越神话"框架剖析英国伦敦市贫民窟问题,把它解读为大英帝国衰亡的象征和美国必然取而代之的例证,表达美国国民的争霸心态,言说他们的争霸逻辑。《深渊中的人们》建构和撒播了帝国主义话语。     

阶级话语与日常生活：集体化时代干群身份及其关系的历史建构——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例

阶级话语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反映,能够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集体化时代的阶级话语建构着党和国家的权威及社会规范,也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上塑造着干部与群众的角色、地位及干群关系。本文从话语分析和话语实践的视角,探讨阶级话语对干群身份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历史建构。在党的阶级话语中,乡村干部应该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公仆;群众应该服从干部的领导,安心劳动,同时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约束自身违背党的意识形态的言行;干群之间应该鱼水相依,团结合作,平等和谐。但是,阶级话语的这种建构不能与干群的道德观念、生存理性及乡村的人情网络完全相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村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消解。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矩阵分析

作为观念活动的意识形态,理所当然隶属于非日常生活,却能左右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最真实、生动而自然的表达,其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出生伊始就面对的历史传统、社会权威、制度秩序等因素构成的一个意识形态矩阵。意识形态矩阵和日常生活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意识形态远远地凝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自觉地接受意识形态的质询。也正是这一张力的存在,给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政策策略制定、作用机制的建构提供了巨大空间。     

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形象生产

消费是个体生活必需的自我技术;形象是消费社会的核心要素。通过广告、大众传媒的形象修辞,消费文化赋予商品以符码的意向性和价值,激发人们的感觉和欲望,编码日常生活意识,重组日常体验,建构自我认同,维系了审美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以诱惑而非强制的方式对于社会生活的支配。由此,消费文化参与了商品化和审美化进程中个体的自我设计和表意实践,积极介入了生活方式乃至日常生活的建构和重塑过程。     

《红旗谱》的底线伦理与生活本位逻辑

《红旗谱》在“阶级斗争”和“生活内容”两套话语之间,贯穿着一种底线伦理的价值逻辑和日常生活本位的叙事原则。这种逻辑和原则既表现在对反抗斗争的缘起、方式和具体情形的揭示方面,也表现在对革命者人生选择与日常状态、反面人物性格特征与行为逻辑、乡土社会“正统观念”与驯服心理的表现方面。以此为中介,小说的意识形态话语就落到历史实处,获得了广阔的生活视野和深远的文化底蕴,内在地化解了文化特殊性;当意识形态话语的观念逻辑与现实世界的生活日常性逻辑不相吻合时,又有效地避免了叙事意念化、主观化的审美弊端。《红旗谱》中的革命文化意蕴建构,由此显示出坚实的史诗品格和充分的审美普适性。     

撩开斯芬克斯的面纱——论新自由主义精神与消费社会意识形态

当今社会流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终结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意识形态就自此而终结。相反,悄然建构起来的是新自由主义精神与消费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精神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则是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将二者界定为意识形态,在于二者的实质都是要建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假象,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层面采取了不同的建构方式。通过研究此两种意识形态及其建构方式,由此揭示当今泛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意识形态所构建。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生存空间为意识形态所解构。人们时刻体验着所谓的自由、民主,却又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寻找意识形态和文学形式的结合点——巴赫金的批评方法论

本文认为，将意识形态和文学形式结合起来是巴赫金批评的一贯特色。从马克思唯物论那里，他接受了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一观点，从俄国形式主义那里他接受了文学是一种形式构造这一观点，并认为，意识形态在具体言谈、话语行为中与文学形式结合在一起。他的批评方法也体现了将意识形态和文学形式结合起来的特色     

作为一种武器的“正统”论:太平军、湘军合法性叙事话语评析

"正统"论于宋代定型后分"辨华夷""护纲常"两条主脉向前演进,这两条主脉在历史演进中相互批驳,相互渗透,或分流,或合流,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应用这一资源时所呈现出的不同取向。在湘军与太平军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太平天国以"辨华夷"为话语框架,接以"神魔二元"和反压迫话语,建构起"起义"合法性叙事体系。湘军则以"护纲常"为话语框架,通过痛斥太平军破坏纲常伦理的行为,多方面回应民生疾苦,建构起"讨逆"行动的正义性。这一历史案例表明,合法性叙事只有处于广泛且能被共享的价值语境之中,与受众、叙事语境、话语传统、历史发展大势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在合法性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探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使意识形态概念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也为学者们研究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新路径。近代启蒙理性为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科学认识的保障，而拿破仑开创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贬义史，德国古典哲学则使意识形态概念拥有了历史哲学的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主要有4种方式：虚假的观念体系、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一系列由日常风俗、行为和信仰所构成的传统的象征形式和价值观。在马克思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在理性与价值批判两个维度获得了充分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常叙事勃兴的文化再探

文学话语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文学场域与叙事潮流在当代中国各个时段都表现出微妙的制约与疏离形态,这种形态对文学话语或思潮的继起与退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自足的日常生活在当代文学批评与叙事话语中遭致批判、遮蔽和改写;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对世俗体验有了更多的精神认同,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格局被打破,多样化和异质性的日常生活及其体验在部分期刊栏目的策划下汇成一股多重主题和叙事形态的日常叙事潮流。从社会转型与文化驱力角度来解读日常叙事的勃兴,对于把握这一写作潮流的同质性和内在差异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网络空间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

空间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充满关系、博弈、竞争的一种存在.网络的发展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一种新力量,成为人们日常活动、表达甚至成为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场域,不断解构和建构着人,影响着他人和社会,这迫使意识形态教育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跟进.90后大学生日常生活网络化给高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教育提出新要求.高校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形式,结合网络空间特点创新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     

话语行为效能习得的符号置换机制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日常会话自然语料库,选取存现效能话语行为,结合个体语义网络的建构,分图式未颗粒化、图式颗粒化－未结构化、图式颗粒化－结构化三个阶段,展示个体在功能驱动下,运用符号置换机制习得话语行为效能的过程。并以此说明：语言的习得,既是基于认知经验的语义网络自建构过程,也是基于行为经验的话语行为效能自模仿过程。语义网络的建构是语言知识的建构,而话语行为的习得是行为效能的建构,二者的同步发展才使个体获得了语言能力。     

象征行为与民族寓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

十七年历史剧的兴盛出现在1958—1962年之间,且以现代剧作家构成其中的主体,出现这种独特话语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剧这一形式自身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选择历史剧形式进行话语言说,表现出现代剧作家以历史剧创作这一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强烈的现实关怀,从而构成了十七年中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镜像。其兴盛的内在动力是源于现代剧作家政治无意识升华的象征行为。十七年历史剧创作在总体上是一种对人民讲述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存在与发展合法性的民族寓言,在"历史"中寄寓歌颂和证明的主题。也有许多史剧潜隐着史剧家一种在历史中重建启蒙话语的愿望,如借历史"干预生活",关注与呼唤"人"与"自我",揭露与反思国民性弱点等内容。     

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

审美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一方面,审美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多通过审美的方式表征出来。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越发呈现出这种联系的紧密。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并非虚假意识,也不是对现实的虚幻再现,它并不提供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审美意识形态再生产着真实的社会关系,是用来支撑我们“现实”的幻象建构;它形塑、组织、扩展并支配着我们的日常存在,是我们无从逃避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存在本身。     

简论话语与批评

话语狭义上是指语言的具体运作,广义上则是指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作为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不是一个纯粹个体的行为,而是显示了话语主体的社会位置、社会关注和社会身份.话语不仅表现世界,而且能够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和建构世界.文学话语既具有一般话语的性质,又具有与日常交流环境中的普通言谈行为不同的特殊之处,文学话语的独特性表现在指称与语境、表达与建构两个方面.而话语的生产性与批评理论的增殖、话语的对话性与批评理论的多元开放,则凸显了文学批评在话语性的文学整体活动中的真正意义和作用.     

主体间性视域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模式探析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说服力,提高其在大学生中的认同度,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目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模式存在教育内容枯燥、教育方式陈旧、教育关系不平等的弊端。建构主体间性视域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新模式,教育内容上要从政治话语向文化话语、生活话语转化;教育方式上要从"独白式"教育向"对话式"教育转变;教育关系上要从"我—它"型向"我—你"型嬗变。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新时期之初性别话语与妇女“劳动”的两个面向——以张辛欣小说为个案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背景下,"劳动"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中,是相当重要的内容。它不仅在物质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妇女建构和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提供了路径和相应的资源。新时期之初,"社会劳动"被作为"极左"意识形态的产物遭到全面唾弃,人性人道主义话语主导了整个社会象征系统的重构,它一方面为女性话语提供了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却使女性话语更深地陷入了性别本质主义的泥淖。张辛欣的小说生动呈现出女性在新时期之初遭遇到的"角色定位"和"自我实现"无法平衡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