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到现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及困境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婚恋观和婚恋行为现代化特征增强,主要表现为追求婚恋自由、婚恋自主,婚恋理性化和时尚化程度提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着一些婚恋困境,困境的消除需要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政府、社会三方面入手。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探析——基于南漳县5村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意识和行为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不仅是他们的个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和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特点的分析,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归为有融城意愿在城市婚恋、有融城意愿返乡婚恋、无融城意愿在城市婚恋和无融城意愿返乡婚恋四种类型。根据这四种类型形成的内在机制,建议从政府、企业等四个方面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婚恋环境。     

由“救济”转变为“服务”——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合教育探研

近年来,国家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要接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家庭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面临新环境和学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研究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合教育问题,分析当前农民工子女入校后的教育现状,建议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心态由"救济"转变为"服务",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文化融入,在具体实施中进行教师培训,建立流动性成长记录袋,成立相关咨询机构,促进其教育融合,更好地规划农民工子女的未来。     

冲突抑或融合：当前未婚青年农民工婚恋状况探析

借助全国调查数据和定性访谈资料，分析当前未婚青年农民工婚恋状况的基本态势，结果显示，当前未婚青年农民工婚恋的健康发展既因他们的婚恋观念更为开放而在性行为等多个方面面临诸多风险，又因他们的婚恋基础较为薄弱而在对象选择等多个领域经受诸多困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高职教育新领域：对接新生代农民工培训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高职院校是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的和服务社会的重要基地，应充分发挥其职业教育功能和特色优势，创新办学思路，构建合理机制，对接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需求，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智力支撑，创造转型升级背景下中国教育新的成长点。     

城市转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探析

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对进城农民工即“新市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的人力资本质量有一个全面的提升,而这些80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辈而言个体素质有所改观,但还是普遍存在着知识与技能层次不高、城市文明意识不够、支持个人发展的社会资源缺乏、适应城市发展的张力和后劲不足等问题,因而应从目标选择、前置性开发、体制障碍消除、教育培训体系健全、社会资本体系构建、主体意识增强等方面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开发.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质量及其提升路径

提升人力资本能力和发挥培训迁移效用,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主要目标。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培训意愿,但培训满意度普遍不高,特别表现在培训时间和培训费用方面;培训服务的短板因素主要在于培训课程设置和培训教师水平两个方面,导致培训质量不高和培训迁移效果有限。通过以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建立"综合发展能力"导向的梯次结构培训体系;采取多元化新型培训方式,集中与分散结合,整合培训资源,有效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和发挥培训迁移效用,提高职业胜任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质量。     

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城镇化、现代化而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城镇化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战略载体;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是城镇的主人。二者关系紧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对于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和现代化非常关键。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可分为城镇化前的职业教育、城镇化进程中的继续教育和城镇化后的拓展教育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应有职业教育的相应内容。同时要形成一个以政府引导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和职业院校服务机制相互协调的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常态化体制机制。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驱动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了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河北省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激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是实现乡村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人特征、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创业融资环境以及创业教育培训六个维度,深入挖掘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政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

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开放活跃,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保障诉求的愿望更为强烈。日益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及其利益诉求,要求社会政策的变革必须与时俱进。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文章尝试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培训、人口城镇化等方面提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思考与建议,结论是将其尽快纳入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服务。     

关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问题的分析

16～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占据中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无论是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需求,还是出于城市发展需要,都有必要逐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要在提高认识、开展试点的同时,对农民工开展相应培训,并满足其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但受二元体制的限制,在整体上仍没有摆脱农民工的群体特征,面临就业难、工资低、房价高等问题,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目前,体制外抗争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二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三是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四是要有效发挥工会的维权作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用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五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和正常就业提供制度保障;六是要消除市民的歧视心理,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氛围。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福利三角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问题日益凸显。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建立了一套以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增能政策。然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角色不一,由此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福利三角呈现倒置与碎片化的特点。倒置与碎片化的福利三角关系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内卷化、分层化、失衡甚至零和博弈。为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福利三角框架,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开展。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劳动力市场分割、培训机会获取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收益率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对提高其就业能力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本文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建立Logistic和Stepwise回归模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选择影响因素并对培训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职业培训对低学历者存在"挤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收益方面存在显著影响;与学校教育相比,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作用仍待进一步提高。据分析,政府必须统筹规划不同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优化配置培训资源;同时,为提高职业培训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对免费培训选择性的"提档升级",努力规避培训对低学历的"挤出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