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下河地区的水环境与赋役体制改革

明嘉靖以来,由于水环境的恶化,下河地区的州县普遍面临赋税征收的困难。府、巡按一级的官员,根据水环境与水利系统维护的差异性,一方面蠲免受水之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等州县的部分赋税。另一方面,自正德年间始,将受水患最为严重之兴化县的部分赋税调剂至泰州、江都、如皋等滨江州县,试图通过在州县之间的调剂完成赋税的缴纳。这一措施虽然得以短暂的推行,但是却损害了被额外摊派赋额州县的利益,万历初即无法延续,只得采用钞关船税银、支修河夫银、仓稻米、漕折银、赃罚银等田赋之外的其他经费筹措方式。兴化县最早采取田地清丈、整顿里甲体系的措施,进行赋税征收体系的调整。嘉靖、万历时期,泰州、如皋施行民灶分征,其目的皆是控制更多的可缴纳赋税的田地与户口,整顿赋税征收的秩序,缓解完纳赋税的压力。     

清代土贡制度简论

土贡是传统时代皇室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颇具研究价值.总体来看,清代土贡制度,适应了中国赋税制度从实物征收转向折银征收的趋势,折征比例较前代有较大增加.从贡物的品种与数量上看,也在明代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就贡制而言,进贡物品的品质标准、数量、运送、贡期乃至检查验收等均有定制,并体现了清代统治集团对东北土产的重视.从社会生活实际来看,清中叶后吏治的败坏,致贡制流弊滋生,增加了下层人民的负担.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朝康熙、雍正朝，实行固定丁银、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在边疆地区，由于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的差异，清朝政府推行的政策不得不与中原地区有极大的不同。以新疆地区为例，东部屯垦区和天山北路新设置的州县就没有地丁银额“输粟为赋，例无丁银”，所以自耕农所纳田赋为单一田赋。天山南路（文献中所称“回疆”）情况又不同于北疆，清代在这一地区采取的经济制度和准噶尔统治该地时的旧有制度有关，其赋税制度自成体系。清政府在回疆地区实行的回赋制度是在准噶尔统治时期旧有制度基础之上而来，有条件地沿用旧制，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统治之初因政权更迭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回疆旧有回赋征收同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土地所有制不同，征收的田赋也不同。     

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清王朝建立后,以里甲制赋役,丁有役,田有租,地亩和人户既是赋役征派的根据,又是里甲组织本身存在的基础。由于人丁编审与丁银征收的弊端日益严重,不仅统治者的赋税收入增加无几,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因此,清政府推行了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人户与税源离而为二,这就动摇了里甲制度存在的基础。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政府推行保甲制度。雍乾之交,在州县以下基层组织中,保甲组织已取代里甲而成为主流。     

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

宋代乡司控制着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从编制、推排五等版籍,编制两税版籍,编制和注销税租钞,推割税租直到乡役的编排点差,和预买绸绢的编册摊派,灾情蠲免的检视上报等,无一不经乡司之手。从操作实践来考察,乡司的这些职责,无疑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这既使他们成为实现州县财税职能的关键人物及乡村管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又为他们营私舞弊提供了舞台。宋代乡司在运作过程中的营私舞弊,既影响了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正常运转,又破坏了乡村的正常生产秩序。总之,宋代乡司的职责与运作,不仅关系着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亦是宋代地方稳定,乡村民事成败的关键,并最终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村基层社会的政治安定     

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

自从顾诚教授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理论后 ,有关明代军事管理系统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但作为卫所制度之重要基础的州县军户制度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部分学者的研究存在不少误区。本文主要通过对嘉靖《商城县志》的个案研究 ,试图理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的基本情况 ,如州县军户的数量、户籍管理、来源、应役卫所的分布 ,以及与卫所军户的关系进行的考查 ,并对一些重要问题 ,诸如州县军户的人口比例、逃亡率以及军户的生活状况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试论明代里甲制度

关于明代里甲制度,国内已故著名学者梁方仲教授和国外日本学者,都曾作过深入研究。日本学者或认为里甲是政府征收赋税的组织,或认为它具有“共同体”的机能,或认为它既是征税机构,又具有“共同体”机能。讨论是热烈的,分歧也很大。明代里甲制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和历代的亭里制、里正制、保正制一脉相承的封建政权乡村基层机构。它作为中国封建政权总体的一个部分。我们以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政     

经纪模式的消解:土地改革与赋税征收

本文探讨了土地改革期间中共的赋税征收过程及其合法性问题。传统时代的赋税征收有赖于既连接又离间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经纪”体制,致使赋税不公和贪污中饱的积弊难以消除。共产党则借助土地改革的强行再分配和赋税负担的公平化,赢得了资源汲取的合法性;又通过控制赋税征收过程和将村款征收权收归国家等措施,大大降低了赋税征收中的损耗,从而使“经纪”模式得以消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汲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明代田赋“折征”到“征银”的转变

明代田赋之征从“折色”制到“征银”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各项税收都逐步实现了用银征收,从而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粮食价格波动和海外贸易都造成影响.田赋征银增强白银的货币本位地位,促进了国家税收商品化、国家财政市场化,因而明代商业、市场、外贸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连为一体.税收征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客观上能够节约仓储及管理费用,在增加明代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节约了统治和管理成本.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由所有权形态看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差异

中英中古早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私有制基础和土地所有制的现实条件导致了“低度私有”的所有权形态。而同为“低度私有”,对中国和英国赋税基本理论却造成了不同影响。在英国,在“低度私有”的形态下,土地所有权因多层分割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土地税的征收难以实施;相反,国民对动产以及人们习惯区分于动产的工商之入的所有却清晰而且牢固,不存在土地关系中的分层与阻隔,所以征收是可能的。在中国,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论,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这样,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依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将它们设定为不同历史阶段赋税征收的主要项目也就顺理成章了。     

政繁赋重,划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间江苏升州析县之考察

雍正二年江苏苏、松、常三府大规模升州析县,为明清江南县级政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从赋税征收和官员考成角度考察,这是当时当地赋税征收的难度超出了官员考成的合理程度的结果,着眼于解决官员个人能力所及和征收钱粮过多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分摊官员赋税征收和繁剧事务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分摊赋税负担".赋税轻重、事务繁简、官员考成与政区大小从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论明代福建州县的变更原因及其影响

有明一代,明廷对福建州县共进行了13次调整变更,这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今福建省县、市行政单位的面貌,对当今的福建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明代福建州县变更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地方人口的变动,二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三是适应沿海地区的发展。州县行政单位的变更也在福建当地引发了一系列影响,在政治上,新县的设置维护了地方秩序的稳定;在经济上,新县的设置有助于制定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在社会上,新县的设置起到了促进地方教育文化发展的作用。分析明代福建13个州县的变更原因与影响,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为现今地方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

宋代地方州县财政由于中央调发的不断增额，地方开支增长，以及赋税征发制度未作及时调整，陷入严重入不敷出的境地。州县因此采用了法外征敛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名目繁多。本文试图说明：宋代地方税制的非制度化，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导致了民户赋税负担的不平等。历史上这段不成功的财政实践，可为今入制度改革之借鉴。     

明代州县官的收入构成

明代州县官是一州一县的最高统治者,州是政府和州县官阶层,在传中国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从州县官收入入手,对傣禄、职田、家伙银、常例、耗银等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研究明代吏治以及州县社会作用是一个重要前提。     

清代河南书院的分布级差与成因分析

清代河南先后设置书院292所,遍布省内各个州县,呈现出明显的普及化和一定的级差化。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它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级差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彰德府、大名府和光州是清代河南书院较为落后的地区,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是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余诸府是发展一般的地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发达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因素有关。     

摊丁入地与地方社会——以清代山西“丁归地粮”案为中心

现有的研究在制度层面上揭明了清代摊丁入地改革的基本进程,而对制度落实到地方社会时发生的具体情况则缺乏研究.山西“丁归地粮”的案例分析显示,对摊丁入地的研究,除了要把握制度上的因革,还需要考虑当地原有的赋税体制,以及因户籍身份或职业等所产生的不同赋税利益群体,同时也要注意州县内乡里间存在的差别.摊丁入地在地方上的推行是否顺利,往往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势力角逐.     

论孟子的经济思想

孟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恒产学说,主张使封建小农有百亩田,五亩宅,树木家畜的私产学说,其目的在于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统治;二是小农经济理论.从战国社会发展中,孟子认识到封建个体小生产农民经济,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他构想出一个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希望当时的统治者采取有利于这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如"薄赋敛"、"勿夺民时"等,使封建经济得到发展;三是孟子的财政赋税观.孟子主张单一农业税,反对当时的"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税同时征收的制度.孟子反对重税,但也反对过轻的赋税,主张在"取民于有制"的同时,也要保证国家的财政税收.他主张征收生产税,对于不创造财富的部门和人不征税.     

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研究

“摊丁入亩”政策是清朝初年重要的财税制度,它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保证了国家税收,但人民身上的负担依然有增加的趋势。根据各省在摊丁入亩后丁银征收的数额来看,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丁银增加的现象,而且贫民依然是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人丁流亡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唐代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及绩效分析

唐代是为解决农民负担而进行重大变革的时代,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赋税征收体系上进行的调整,把传统的征税内容以“税人”开始向“税资”、“税地”过渡,充分体现了税收制度的进步。新的税收制度使农民缴纳的赋税量与其家庭经济能力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的深层原因,唐及其后的历代王朝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大都以加重农民负担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