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派与桐城派之争背后的学术背景

本文试图以文派论争为切入点,理顺桐城派与扬州学派的不同价值指向。桐城派与骈文派的错位之争其实是晚清以来宋、汉之争的反映。后期汉学扬州学派崛起,而宋学不甘落魄而公开挑战。扬州学派殿军刘师培不仅继承汉学权威从学术理论上对宋学予以攻击,而且力图从文本体裁上否认桐城文派作文之法,揭穿其官方代言体的面目,从而彻底击溃桐城派。文学样式背后都反映了各自的价值考虑。     

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

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直至清季民初的贺涛、范当世、姚永概等，桐城派作家一方面非议寿序“非古”，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寿序。这些寿序固然有其写作策略、体制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始终与方、刘、姚以来社会文化的古今之变纠缠在一起。其不仅关涉桐城派古文的狭义之“文”，而且关涉凝聚在一个个寿序人物、老成典型身上的包括了女德、家教、乡俗民风等在内的广义之“文”。由于清季民初古今中西之争的愈演愈烈，寿序所关涉的“文”更与“中国之所以立国者”问题相交织，使寿序从对老成人物寿庆的祝祷与祈望进而成为对面临一线难传之虞的“中国之文”的祝祷与祈望。桐城派寿序也与 桐城派作家所作的诸多家传、族谱序等一起构成了社会文化焦虑的集体症候，它们自身既为“中国之文”，也跳出自身关切“中国之文”。     

近十年来近代桐城派研究综述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近代桐城派是它的终端,在对前期桐城派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桐城派在近代以来备受争议,对它作片面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应该的.文章从近代桐城派作家、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近代桐城古文理论与地位等方面对1990年以来学界对近代桐城派的研究作一梳理.     

吴汝纶古文风格观新探

在古文风格论方面,吴汝纶于桐城派与湘乡派之间各有承祧,既接续桐城派醇厚雅洁的传统风格,又发扬了湘乡派雄奇闳肆的新文风,并以其特殊学力在批评与创作上对桐城与湘乡文风进行了兼通与纠偏,试图合两家之长,进而达到醇而能肆的理想文风。     

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在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时代主流的学术话语,桐城派与章学诚都对这一学术思潮进行了回应,古文理论是他们学术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桐城派古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注重文的传道功能,对骈文有相当的排斥,风格上讲究雅洁.章学诚论文重经学、史学,不拘骈散,文风上追求清真.     

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近代桐城派传播

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在其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成为其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文学教育过程中,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作为教材。注重掌握文法,强调在读文与作文中,突出文章主题和篇章结构。重视诗歌对生徒性情养成的重要作用。方宗诚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本体论、文章功能与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文学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并且,他通过整理乡邦文献,保存大量先贤诗文;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出一批桐城派作家,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力。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选本编纂与桐城文统的建构及发展

桐城派文章选本系列的编纂与传播,是桐城文统的建构及发展的主要依凭.桐城三祖选本初步建立了由归有光上绍唐宋八家,溯源两汉、先秦以至六经的文章统系.棢城后学选本根据创作发展需要,适当调整了古典文系的取范重点,并将桐城派大家置入文统序列之中,重点发展了棡城文系.虽然桐城文统是桐城派号召后学迭相祖述的依仗所在,但也应看到桐城派借助选本建构文统时也带有强烈的宗派意识,难免产生门户之私和排他性的局限.     

“义”与“法”:林译小说序跋之现代性解读

林译小说序跋是林纾古文创作的组成部分,蕴含着其既继承又超越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思想。林纾将翻译小说作为开启民智、警醒国人的载体,在其序跋中介绍并评价外国的政治军事、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文化等,所涉及的内容已超越了桐城派古文所规定的"义"的范畴;林纾肯定以狄更斯小说为代表的描写底层社会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肯定外国小说之"法"与古文叙事、状物、摹人等方面的相通,破除桐城派古文在语言运用上的诸多清规戒律,逐步消解雅俗文学之间的壁垒,拓展了桐城派古文"法"之内涵。林纾的小说序跋无论是在"义"还是在"法"等方面,都体现出了对桐城派的明显超越,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色彩。     

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与创作意图

班固《两都赋》的创作时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准确理解《两都赋》的创作意图是很重要的。《两都赋》当创作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春至永平十五年冬之间,与所谓窦、马之争并无关系。班固选择了一个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主题,同时在创作上力图改变汉代大赋劝百讽一、质不胜文的缺陷,这使得《两都赋》的创作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邓廷桢幕府与“后姚鼐时代”桐城派的传衍

道光年间,邓廷桢出任安徽巡抚,管同、梅曾亮、方东树等人先后入其幕府。从时间、地点、人员等角度看,邓廷桢幕府处于从姚鼐去世到梅曾亮在京师传播桐城派之间,立足于安徽大本营,对流派成员提供了很多帮助,为桐城派向全国的扩散积蓄了力量。入幕的桐城派成员互相切磋文艺,交流文论主张、学术观点。幕府成员的复杂性,也反映出桐城派与阳湖派、汉学以及当时的“实学”思潮之间产生互动。     

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朱光潜和桐城派的学理联系

朱光潜是桐城人,与桐城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学理联系。具体表现为,对桐城派的义法理论、因声求气理论和阳刚阴柔诸理论均有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某种程度上,这种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即：立足传统,面向现代,融会中西。     

得“意”不可忘“形”——试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的言意之辩

纵观中国翻译思想史,从古代的文、质之争,到近现代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乃至当代的归化与异化之争,究其根本都是源于形式与意义的矛盾,而在这些论争中唱主调的基本上都是以译意为导向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将形式与意义割裂开来,强调矛盾的对立,而忽视其统一的一面,因而失之偏颇。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形式与意义是不可分割的,二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