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棚民问题侧论

农民背井离乡,到山间开垦并种植山地,开发种种山林资源,以谋生存,被称为棚民.清代棚民,数量庞大.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对棚民采取安辑的政策.棚民对山地等山林资源的开发,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社会维稳和生态维护的两难选择,包世臣的应对策略,很有意义.     

论清朝前期环北部湾地区的农业垦殖

农业垦殖是封建社会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随着人口的不断增殖,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粮食问题成为统治者要迫切解决的社会焦点。环北部湾地区作为清朝前期广东的主要垦殖区,农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成为本省主要的产粮区和输粮区。但盲目性的垦殖又给当地生态等带来一定破坏性影响。研究清代前期该地区的农业垦殖对当前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清代徽州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是清代徽州社会的主要行为之一,主要表现在对林木、水源、动物和土壤的保护。清代徽州社会保护生态的组织包括宗族、乡约、会社、寺院、官方和个体等,保护生态的举措主要有封山育林、严厉禁止采矿及垦种和捕鱼、植树兴林和祭祀神灵。究其原因,是与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大力需求、风水意识的盛行有关。在客观上培育了徽州保护生态的习惯,产生了很大的约束力量和社会效力。     

清代玉米推广栽培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

玉米作为外来农作物在清代传入湘西栽培,对湘西种植业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玉米作物耐旱耐瘠而高产,有利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解决民食问题,引起湘西传统的种植业结构与食物结构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商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玉米种植面积快速增加,使传统的多元化作物比例失调,种植业结构日趋单一,加之生态破坏,灾害频繁,不利于湘西种植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论宋代徽州山区经济的发展

徽州为典型的内陆山区,其地理环境相对比较闭塞。屏嶂堡垒式的地理环境,使得徽州自汉至唐作为战乱的避难地著称于世,但这一时期,徽州山区的开发程度有限。唐末五代,大量移民涌入,促进了徽州山区的开发进程。至宋代,徽州山区人口大增,土地垦殖加快,徽州从一个相对落后、闭塞的山区逐渐向一个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重要经济区过渡,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山村型经济道路。     

晚清民国徽州的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以稿本《开检可观》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社会艰难而缓慢地从传统迈向现代。如果说以"文堂乡约"著称的陈氏,代表了祁门西乡传统的世家大族,那么,从《开检可观》一书所见的云村李氏,则是清代以来新兴的较小规模之宗族组织。两种不同类型之形成,与各该宗族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移民背景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利用《开检可观》稿本,较为详细地展示了祁门云村的日常生活,藉以考察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乡村治理。从中可见,徽州乡村的不少民事惯例源远流长。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社区生活中,外来棚民已作为重要的一员,受到当地土著的接纳,从而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中。此外,佃仆也逐渐开豁为良,原先的佃仆、小姓通过捐输,被允许进入都约,书院、考棚、文会也出现了有限开放的倾向。所有这一切,皆与祁门西乡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也反映了晚清以来徽州群际关系之变化与祁门农村社会的弹性与包容。     

明清徽州林木盗砍事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考察

现有关于徽州林木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徽州山林经营、林木保护及地方社会应对等问题,但难见对明清徽州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系统梳理了契约文书资料后,揭示了徽州文书对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研究的独特价值。资料显示,在明清徽州的农村社会,林木盗砍对农家经济、生态环境有深远影响,其原因值得深思。明清徽州林木盗砍既有人口激增的背景,也与人口流动趋于频繁有关,并且,在明清时期徽州逐利民俗的大背景下,徽州人的贪图小利以及棍徒横行等因素也加重了徽州林木盗砍现象。这些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关注。     

清代西江下游经济开发对森林变迁的影响

清代时期，西江下游地区人口激增，农业垦殖向山地深入。随着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所需的林、果产品日益增加，人们或直接采伐天然林木，或清除原有的天然林来兴造经济林。同时，这一地区的柴炭、造纸和菌类等农村副业亦得到较大发展。这些经济开发活动对当地的森林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认为，清代西江下游的森林植被，在清初就已经开始有了较大的破坏和减少，以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4朝为大。鸦片战争后有所减轻，但一直没有中断。就影响因子而言，清代前期以农业垦殖为主，清代中后期以林木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为主。     

“板凳龙”背后的文化徽州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而元宵"舞龙灯"之俗亦由来已久。休宁县山斗乡有着流传已久,且独具特色的"板凳龙"这一民俗事象,其记载繁见于徽州的地方文献中。通过对当地青岭村村落概况及元宵节"板凳龙"习俗的研究,反映出中华汉民族地区的"龙"信仰在徽州地区的体现,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对徽州地区的深远影响,而这一民俗事象得以传承延续亦是其社会功能的体现。最后,试图透过研究"板凳龙"这一民俗事象,解读其背后徽州社会深厚的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及土客籍的融合和矛盾

棚民,是明中叶后,主要是清代出现的一种特殊流民。“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①,据雍正二年清查,通省十三府,“除九江、南康、抚州、建昌四府无棚民外,九府共计一万五千余户。”②乾隆年间,赣州府定南县,因“广东无籍穷民来此垦种,异籍环处,日渐繁剧,”③升县为厅。乾隆以后,江西棚民大规模的流徒已不见史载。本文所论仅限于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定居及由此而来的土客籍融合和矛盾这一侧面。其目的有二:一是从棚民入籍、土客籍融合看棚民的流徙对近现代江西居民构成的影响;二是为近现代史上江西土客籍矛盾追溯它的历史渊源。不当之处,还望史学界前辈指正.     

山东省玉米种植成本收益变动趋势分析：1998-2009年

本文利用趋势分析法,分析了1998—2009年山东省玉米种植成本收益变动趋势,揭示了成本与收益的关系。结果显示：山东省玉米种植已进入高成本、高价格、高收益的阶段,尽管玉米种植总成本增加幅度呈现显著扩大的趋势,但玉米种植净利润呈现更为快速增加的趋势。玉米种植净利润的增加主要依赖于产值增加的幅度高于总成本的增加幅度,玉米产值增加既得益于玉米单产的提高,更得益于玉米出售价格的快速上升。我们认为,玉米种植总成本不断增加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未来玉米收益的增加会越来越寄托于单产的提高。     

徽州宗谱家法资料中的植树护林行为

徽州宗谱家法是谱牒资料的重要内容 ,它是徽州宗族社会的民间法规行为 ,是宗族成员行动的规范 ,对宗族成员的行为起约束作用。提倡植树护林 ,是徽州宗谱家法资料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表现了徽州宗族追求林木绿化景观的景观生态思想 ,倡导植树绿化的行为和禁止毁林的护林行为 ,并在客观上培养了徽州人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惯 ,产生了巨大的植树护林效应和约束力量。该文认为产生徽州地区宗族植树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是 ,山林经济地位特殊、毁林严重、风水意识盛行及宗族经营山林。在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社会里 ,徽州宗谱家法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清代徽州地区水旱灾害及其社会救荒——以歙县为例

清代,地处徽州南部的歙县,山谷交错,河川纵横;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的影响,降雨集中;大规模山地开垦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使得水旱灾害频发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水旱灾害的发生对徽州社会产生多方面影响,严重危害了农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造成了农田和农作物不可估量的损失,对当地民风民俗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和民间一并采取救荒措施,缓解水旱灾害带来的危害。     

论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

清代满蒙联姻政策的实施，使清代公主大量下嫁外藩蒙古地区（现在东北），而这些公主死后又大多葬在藩地，因而东北地区有大量公主陵存在。近年来考古发掘几座公主陵墓，为我们研究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提供了实物资料，本文以这些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还原清下嫁外藩公主葬所、陵园、祭祀、停灵、葬法与葬具、葬式等问题。     

论当代徽学

当代徽学是利用历史文书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 ,研究宋代以来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规律 ,阐明徽州人在异地他乡的活动和徽州文化的发展 ,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运动问题的学问。当代徽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是 :内容丰富、成就辉煌、现象典型、影响广泛。在当代徽学形成过程中 ,宋代以来徽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外地的影响 ,是社会基础 ;2 0世纪 5 0年代 ,徽州历史文书档案的大量发现 ,是决定因素。     

一部富于学术创新的徽州社会史研究力作--读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

卞利教授撰著的《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一书,在研究的架构、理论与方法、观点与结论、资料等诸多方面富于创新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这是近年来研究明清徽州社会史著述中较为出色的一部作品,它的问世有助于推动徽州社会史向纵深发展。     

两淮垦殖业及工业的发端：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

清末民初,从1901年至1935年,在苏北地区先后涌现了77个垦牧类公司,其中营田万亩以上的大公司有40余个。新兴工业资本集团在苏北圈地垦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植棉以为棉纺业提供原料,这与英国的圈地是为养羊以为毛纺业提供原料的功用是完全一样的。苏北垦殖成为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在苏北,被圈地者的反抗遭到了武装镇压。但总的说来,这一运动比较缓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英国工业革命中圈地运动的血腥过程的重现。苏北垦殖也促使了农村的近代化,在更大范围内改造了社会。苏北的圈地垦殖运动实是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缩影,其形态的独特、自身体系的完整、史实与资料的丰瀚,在中国仅此可见。其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的现代化命题的研究等等,有极高的标本价值。     

清中期至民国的徽州钱会

钱会是全国性的民事习惯,但在不同地方流行的会式不同。清代中期,在徽州较为流行的钱会会式,一是缩金式摇会,二是平金式轮会。入民国,徽州人又接受了堆积式摇会,在民国晚期的谷会中应用较广。钱会是复式的借贷合同关系。在常见的会式中,中间位次最为尴尬,借到本金越少的越苦。位次靠前的是还本付息模式,位次靠后的为零存整取模式。但常见钱会中位次最高的收益,也仅相当于徽州地区普通商业投资利润。徽州人喜欢邀会,主要是因为钱会的最高收益优于田产投资。考察一个地区流行的钱会习惯,可以了解该地的借贷偏好和私人集会模式。以地区习惯等社会制度为中心的研究,就像考古学研究不同区域和不同地层内的遗存物,可称为"制度考古学"。相信不同区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形成足够的积累之后,即可进行区域文化及其亚型之间的比较研究,并为重述大区域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