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华书院:近代教会学校之滥觞

近代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对中国从传统的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温床。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只关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而对此前早期新教传教士在澳门、南洋等地所办的旨在教育华人的学校重视不够。实际上 ,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Morrison1782 - 1834)是近代新教传教士开办学校、从事教育的始作佣者 ,他在马六甲开设的英华书院 ,成为以后在华所设的教会学校的圭臬     

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中国西式教育发轫述评

由于清廷禁教政策、朝野的华夷观与民众对基督教普遍冷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宣教举步维艰。他们在探索对华传教方法的过程中,认知教育活动能有助于推进传教事业。其教育活动始于南洋英华书院,后经马礼逊学校十多年成功运作,逐渐形成以西式教育模式"改造中国"的基本思路,开创了在华教会教育的历史,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     

马礼逊与中国英语教学的初创

来华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完成伦敦会学习汉语、翻译<圣经>、编撰字典等传教布道任务的同时,又从事创办英华书院等教育活动,开始了华人的英语教学.在马礼逊的影响下,西方教会在华建立教会学校,将英语教学引入我国学校教育.由马礼逊引介的华人英语教学以及受马礼逊影响而初创的中国英语教学是新教传教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客观上催化了中国英语教学的开始及发展.     

孜孜以求中国梦--黄佐临与英国文化漫议

中国戏剧艺术的一代宗师黄佐临 ,一生中曾经两次留学英国 ,这种经历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实不多见。可以这样说 ,这两次留学的经历奠定了其一生事业的基础 ,黄佐临的戏剧人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的。[1 ]一黄佐临的中学时代是在天津新学书院度过的。这是一所教会 (伦敦会 )学校 ,校长是位有博士头衔的英国贵族 ,班主任和主要教师都是英国人。因此 ,他很早就萌生了要去英国留学的愿望。 1 92 5年 ,黄佐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佐临的父亲当时是英国洋行亚细亚石油公司在天津的买办 ,希望儿子能够子承父业 ,所以 ,黄佐临进入伯明翰大学以…     

中国早期英语教育评述

中国英语教育始于19世纪前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开创的对华义学活动。以英华书院与马礼逊学校为代表的西式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与方法自中国社会底层造就了一批学贯东西的英语专业人才，迎合了晚清中西文化与贸易往来的客观需求，开启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历史。     

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     

但开风气敢为先—基督教与清末女子教育

清末的中国女子学校教育，是以基督教会的女子学校为发端的，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教士都把教育视为传教活动的从属品，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教会女学产生的影响，开始改变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并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教会女学对清末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之外。     

西方教会在华创办高校对中国高教及现代化的影响——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创办的各类学校曾一度被认为是对华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工具和手段,而对其进行了否定和批判.但是如果以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视角审视近代中国高教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西方教会在华创办的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及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于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高等院校,它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辉煌一时.圣约翰大学的盛衰历程是西方教会在华创办高校命运的一个缩影.     

教会书院的文化功效

邓洪波发表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的文章《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全文约5000字)概括教会书院的文化功效为:第一,它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列入课程,是近代中国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     

论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

教会教育，是目前研究近代中西关系史中较受关注的问题，但对教会女子教育，人们论及较少。本文试图对近代中国的教会女子教育作一粗浅的分析。一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就来到中国，想在中国寻找西方“上帝”的臣民，利用耶稣基督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为此他们用举办“文化事业”、“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等办法着手开发中国几千年近乎“空白”的女子教育。1840年英国人相让特小姐在宁波设立第一所女校，此为在中国设立的最早循教会女子学校①。随后，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诸如女子盲哑学校、圣经学校、师范学校、中小学学校、医科学校…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早期来华传教士的“非传教行为”研究——以第一位来华新教士马礼逊为例

作为伦敦传教会派来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的来华初衷是传播基督福音,与东印度公司和英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来华后,他们却承担了诸多世俗工作,进而影响了此后英国对华交涉的大格局：正是依靠马礼逊以及他为广州商馆培养的一批译员,广州商馆才得以顺利处理与中国的冲突,英政府才得以洞悉中国的人情与内政。而英政府所获取的这些信息与人才,又为其挑起鸦片战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软件＂准备。     

郭士立的医药传教思想与实践

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和经历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传教方法。最早倡导以医药活动作为叩门砖在中国展开传教活动设想的是德国人郭士立。他以亲身经历证明以往的传教方法在厉行禁教的中国难以实施,而借助施医赠药活动往往可以一举数得。诸多传教医生卓有成效的活动证明其言不谬。     

范礼安与天主教第三次在华传播

范礼安将耶稣会的适应思想应用于远东传教活动,对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了统筹和规划,他主要采取了组织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创办圣保禄学院、编写汉语版基督教义等措施,从而使天主教入华传教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且在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 ,文字出版是重要的手段。而上海正是基督教文字出版的中心。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华美书馆、益智书会、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中华浸会书局、青年协会书局等是当时教会的主要出版机构。它们在传播西方科学以推动中国现代科技的变革、用白话文翻译圣经等宗教读物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编译学校教科书以促进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统一术语译名的工作以推进西学引进和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确立、编印杂志和创办社团组织以倡导现代学术精神以及为近代中国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等方面 ,对近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期英国汉学家对唐诗英译的贡献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发端并奠定了基础的,是一批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传教士汉学家中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文译介,便见于1815年由广州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马礼逊译著《汉语原文英译（附注）》（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艾约瑟（Joseph Edkins）作为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唐诗英译的贡献,在于他先后发表的两篇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论文。而在早期英国驻华外交官出生的汉学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者。其中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是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著作,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这些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唐诗英文译本,虽然作品选择多非名篇,且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甚至有不少误读误解,但他们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对唐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上推进了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进程,使英语世界的文化探求者,可以借此约莫遥望到东方诗国的顶峰。